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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 红

    编者按：在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四位获奖者当中，吴敬琏是一位承上启下式的中生代经济学家。柳红女士的《吴敬琏评传》经过修订后即将由三联书店再版。该书修订后的第六章原名"转折"，着重记录了顾准与吴敬琏的一段患难之交、忘年之交。征得柳红同意，本刊摘发其中的部分内容。也感谢高梁教授在百忙中对文章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和缩写。

    吴敬琏在回忆顾准对他的影响时说："顾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然而，吴敬琏的这一重大转折却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

    从息县到明港

    1968年，五七干校风卷全国，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律下放劳动。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人员也要下干校,目的地是河南息县。学部改成了军队建制，把十几个所都改成连、排编制，经济所是七连。

    干校是要自己建的。在没有宿舍之前，经济所（七连）的"五七战士"暂时住进了一间棉花仓库。和吴敬琏在同一个排的顾准为我们留下了七连营地的写真："棉花仓库搭了架子，半数以上的人睡'高铺'，其余的人睡床板。在屋子中间，行李箱笼放在架子下面。这一个仓库很长，有十间房子，这样安排的结果，室内蔚为奇观。"

    天放睛，就开始脱砖坯盖房子了。吴敬琏从小喜欢工科，动手能力强，这回可大显身手。他当瓦工，是能工巧匠；盖房子时，负责砌山墙。山墙是一座房子的参考系，山墙好了，特别是两个角把好了，房子就没有问题了。吴敬琏砌的山墙准确漂亮。2月5日是大年三十，瓦工和监管对象照样劳动。春节之后，瓦工还不休息，有时从早上6点一直要干到晚上6点半。

    8月份，七连人终于住进了自己盖的砖房，一个屋子减少到十几人。瓦工的任务完成了，吴敬琏又当上了电工。顾准在日记中写道："来了电灯，第一次放光明是11月17日下乡的周年，亮了四天，是试灯，又停了几天，昨天正式开放，以后不会断了。"对于这些北京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电，不能看书的生活也这样过来了。

    和吴敬琏一起当电工的还有贺菊煌。贺菊煌也是技术高手，两个人业余时间又钻研起木工来。他们想做木工工具，搞出一套做刨子的程序，做出了长刨、中刨、短刨，甚至于一天可以做出一把刨子来。做好的工具都送了人，吴敬琏只给自己留下来一套。1972年从干校回北京时，吴敬琏的行李里就有那套刨子，至今他还保存着其中一件。

    政治形势突然又紧张起来。"逼、供、信"搅乱了人的神经。整人的人一心想拿吴敬琏作重点突破，可是没想到，吴敬琏"坚不可摧"，决不咬人，到他这儿竟卡住了。

    吴敬琏从此进了劳改队。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实际上带领大家劳动，又和吴敬琏同属一个排，便常在一起。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件活是起圈肥。吴敬琏干不来这个活。猪圈里垫的土黏性大，和猪粪混合起来，一铲子插下去，怎么也抬不起来。顾准看到就过去帮助他，嘴里还说着："你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顾准劳动很认真，对吴敬琏也非常照顾。此时的吴敬琏41岁，顾准56岁。历史的机缘，使俩人接近起来。

    其实，早在1956年，顾准进经济所时担任吴敬琏所在的财政组组长，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所以并不熟悉。就是在那年，顾准写下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来调节生产。他因此而堪称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而那时，吴敬琏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平上，对顾准的思想完全不理解。

    当1962年顾准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再回经济所时，在政治经济学组工作。顾准在1969年写的一份《历史交待》中说："在经济思想方面，通过翻译熊彼得的书，阅读经济文献，对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了更加牢固的看法。"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了20年的争论才确定的提法，竟然在30年前顾准的笔下出现！而此时的吴敬琏，自认为属于力求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根本不能理解顾准的想法。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来往。

    1967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现实，使吴敬琏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似乎觉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心怀叵测。他向顾准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而顾准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

    "文革"初期，曾有红卫兵来所里找顾准，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红卫兵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怒目而视，红卫兵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被震慑住了。这一回，吴敬琏看到了类似的一幕：有一天，有人无端指责顾准"偷奸耍猾"，在地头开他的批判会，顾准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昂着头喊："我就是不服！"此时的吴敬琏，不仅早已被他深邃的思想吸引住了，也深深地为他高贵的精神和誓死捍卫人格尊严的精神所折服。

    1971年4月学部干校迁到了距息县50里外的明港镇。这时，干校基本上不再劳动了，光搞运动。"五·一节"一过，检举揭发交代达到了高潮，"5·16"越打越多，经济所100多人竟打出来三分之一多。吴敬琏经常挨批斗，也到各个连游斗。有时一天被斗几次。有人揭发，人家让他修收音机，修好送回去之后，一打开，竟是美国之音，肯定是他调到美国之音那个台的。这样，他又多了一个反革命罪名："偷听敌台"。

    在几十人同住的一个大房子里，吴敬琏孤立地住在一个角落里。他和顾准的交往日益深起来，在"革命群众"开会搞运动的时候，他们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批斗，不挨斗，便做自己的事。吴敬琏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转折，抛弃一己之得失，把现实放到历史中去考察。他甚至在想：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扪心自问，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不记取教训，如何能避免历史重演呢？因此，吴敬琏常常坦陈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盲从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