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子女生源比例增加”的情况为何会出现

    何谓干部？研究报告的作者称，在研究中，“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对于很多媒体报道时指出的“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增加”的观点，梁晨称，“从研究数据上看这确实是存在的。但很多人没有仔细研究文章，其实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在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比如你是一名记者，是报道组的组长，我们在做研究时就把你当成了干部，这就造成了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大量上升。”

    梁晨进一步解释称，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他说，改革开放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是直线上升的，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急剧下降，“这与经济改革后的调整有关”。

    报告是这样分析的：改革开放后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作者对苏大学生父亲干部职业的统计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并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却持续增长，到2002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梁晨说，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认为，总体上看，50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是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幅下降。他说：“我们认为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的，变化没有那么严重”。

    作者研究数据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以北京大学为例，1952年至1955年间，北大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2.5%，1985年更是一度达到19.4%，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来自乡镇的学生比例超过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20%上下。

    梁晨介绍，虽然农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确实是减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后是稳定中有所增长的，这一点北大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苏大相当明显。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农民子女”。

    所以，他认为，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所占比例持续增长是同一个现象的两种表达。该项研究中的数据也显示：学生的父亲是工农的总体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2002年甚至达到55%，报告据此认为，工农子弟在北大占据了重要地位，在苏大则已成为多数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