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倒计时

　　2015年9月的一天，司机刘国秋给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下了最后通牒：“小王，连着3天半夜拉活儿，这咋整？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电话里，王郁涵赶紧说好话，“坐车的老师很辛苦，刘师傅您好心帮帮忙吧！”

　　刘国秋是王郁涵为黄大年找的网约车司机，也是唯一一个能和黄老师“将就”的司机。

　　黄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长春的最后一班航班。按正点是凌晨1点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点，就得后半夜了，谁都不愿接这种单。

　　这一次，电话里王郁涵好说歹说，刘国秋只得勉强答应，“反正是最后一回了”。

　　到了这个钟点，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黄大年背着大书包的样子很显眼。刘国秋闷闷地下了车，帮他打开车门，他依旧乐呵呵地喊了一声：“刘师傅，辛苦了！”结果刘国秋却没抬头，只是勉强应了一声。

　　上了车，黄大年察觉刘国秋情绪不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声调，很认真地说：“刘师傅，我做的事都是为国家，你拉我也是为国家作贡献。”

　　他这么一说，刘国秋心里一震，不由回头看看他。透着路边的灯光，他看出黄大年一脸疲惫，心里一震：“一直感觉这小老头儿挺精神，应该是个大人物，还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2015年开始，黄大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标注一两个字，还有些临时通知的根本来不及记录。

　　起初，刘国秋和同事们轮番接送黄大年，到了后来，别人都不愿拉他，只剩还算热心的刘国秋“一个人遭罪”。

　　黄大年出差，永远订最晚一班。晚上10时的飞机，计划晚上8时走，他在办公室的事情还没弄完，每次都要晚个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出发，最后一刻登机的情况也不鲜见。

　　好几次走到车门边上，黄大年还在和学生讲问题，刘国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只能拽着他就往车里塞，“再不走就真要误飞机了！”

　　黄大年坐定了，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刘师傅，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然后从双肩包里掏出三个用塑料袋套着的烤苞米，往刘师傅手里递一个，“我吃两个，这是你的，我先吃，馋你哈。”

　　拉上黄大年，这辆车牌为“吉AAG629”的速腾车就会上演“速度与激情”。刘国秋总是想尽办法，赶抄近道，黄大年则边啃苞米边打电话，说的都是中文，可刘师傅几乎完全听不懂。偶尔，有个十分八分钟的空闲，他就和刘师傅拉拉家常，有几次还聊起他家乡广西的特产。

　　10月的一天，刘师傅又在黄大年家居住的小区门口干等，他正要给王郁涵拨电话，让她催催黄老师，一抬眼，看见黄老师拎着小皮箱，急匆匆走过来。刘师傅正要准备接过皮箱，帮他放到车后厢里，黄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扑到他身上，刘师傅赶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几秒钟工夫，黄大年缓过劲儿来，说了句：“没事了，咱们走吧。”

　　刘师傅一听愣了，问道：“你还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劳了，没睡好觉，没休息好。”黄大年摸了摸额头。

　　“你真该休息一下，要不别去了。”刘师傅还想劝他，又怕自己多嘴。

　　“刘师傅，这个会特别重要，你必须拉我去机场。”

　　没过几天，“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要赴京申报，刘国秋把黄大年、于平送往机场和团队师生会合，瞧着他脸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雾霾，飞机飞不了，就和刘国秋两个人一路轮番劝他别去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两人终于把他说通了。黄大年说让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车站，没想到抵达火车站，他又说啥也不干了，绝不能扔下师生们自己回去。

　　相处久了，刘国秋能感到，黄老师虽然脸上笑呵呵的，其实“犟得很”，谁都拗不过他。

　　出差回来，经常还是最晚一班。见面第一句总说：“刘师傅辛苦了，实在不好意思，又这么晚回来。”然后就坐到后排，车子刚开动，就打起鼾来了。

　　黄大年常常倚着车门、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醒不了。刘国秋担心他碰开车门掉出去，只好把左后门的门锁改装了。后来，还是瞅着不落忍，就从家里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头，黄大年上车了，好歹睡着舒服些。等待晚点飞机的时候，刘国秋自己也会用着眯一会儿。

　　偶尔，赶上黄大年没睡着，刘国秋好心劝他：“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总这样身体不行。”看他整天捧着苞米啃，他也说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玩意儿。”可黄大年总是说：“没事儿，我身体啥事儿没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黄老师的地方太多了！

　　作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无法准确说出黄老师同时在参与多少个项目的科研工作。

　　师生们开玩笑，除了长春机场的夜班地勤，见他次数最多的成了地质宫打更的大爷。地质宫晚上10时要清楼锁门，不出差的时候，黄大年常常凌晨二三时离开。赶上飞机晚点，第二天又要开会，他就直接赶回办公室，拽出书柜里的棉被凑合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爷很不情愿，找到院领导那里去抱怨。黄老师知道了，赔着笑脸，还时不常给大爷的小孙子捎点儿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楼梯，迷迷糊糊想着问题，一脚踏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崴了脚。大爷心想，这几天肯定见不着黄老师了。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乐呵呵地来敲门。大爷也被他的精神打动了，说“以后无论多晚，喊一声就行”。

　　连打更大爷也被折服了，这就是“拼命黄郎”的生物钟——

　　清晨，长春的太阳起得迟，畏寒的鸟儿还瑟缩在窝里。黄大年在办公室睡上两三个钟头，就爬起来工作了。他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间拎个水壶，倒些隔夜的温吞水在白瓷脸盆里，刷个牙，擦把脸，就快步下楼来到不远处的校园面包店。

　　不带馅儿的菠萝包，他总要捎上一袋，没有菠萝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资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不买带馅儿的面包，他回答说“老看资料，弄脏了麻烦”。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着电脑，目不转睛，常常是吃“两个烤苞米就行。”苞米带回来早就凉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赶上烤苞米的路边摊没出摊，他就从书包里再掏个菠萝包，继续奋战，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准备差不多了。突然，他发现一张配图不合适，就要求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对、打印。大家劝他先回去，可他还是坚持等着审看，一直到了凌晨3时。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专家”王献昌就没看见他正经吃过饭，不禁担忧地劝道：“大年，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

　　可他却走到办公室窗边，举了举放在那里的哑铃，笑着说：“献昌同志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

　　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嘭”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开门，看到黄老师躺在地上，赶紧拽过他的书包，找出他叮嘱她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给他塞到嘴里。

　　过了一会儿，黄大年醒来，对王郁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许跟别人说。”王郁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应了。

　　深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3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页检查、反复推敲。“这个项目，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一点儿不许松懈。”黄大年像是在跟王郁涵说，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11时，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

　　那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2时30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答辩发言。

　　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

　　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5年多来没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睡好过，有累倒的，有因委屈而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终于倒下，是吃着救心丸上验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这些项目能为吉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

　　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让这个“拼命黄郎”更加疯狂，像只陀螺转到了极限！

　　看着他加班加点却眉头紧锁的模样，杨长春知道，大年需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去实现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他已经找到了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巅峰状态，胜利的时刻应该不远了！

　　正是这个“拼命黄郎”，每年几十次往返于10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

　　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这个“拼命黄郎”，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

　　“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谁能这样坚持下来？”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这个从一开始很不习惯、不习惯我们开会、不习惯我们讨论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才能引领协调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这么大的项目？

　　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

　　“病人什么情况？”凌晨２点，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脸冒虚汗的中年男子。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么了？”

　　“他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带着怀疑，想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醒来，睁眼看到医生微微一愣，又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又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

　　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着书包奔出病房，“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了看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儿不一样——

　　他的那件黄色呢子西装皱得厉害，背也挺得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PPT，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检查结果：疑似胆管肿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这种病怎么会落到了黄老师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坐了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黄老师不断打来的电话。

　　已近午夜，黄大年刚刚兴高采烈地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又来询问一些工作的落实情况。于平强打精神回答着，却一遍遍在心底问着自己：“黄老师身体这么好，却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她想到他没白没黑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事的饭食，想到他一杯接着一杯的黑咖啡，想到他敞开窗吹着冷风提神，想到他有几次腹部痉挛的奇怪发作，想到他越来越不爱下楼、越来越疯狂地工作……

　　她怨黄老师啊，每次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走到窗边，炫耀式地举举杠铃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黄老师错过了体检，她都没有坚持己见，硬拉着他去医院……

　　她还想到了黄老师这两年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我是活一天，就赚一天。”

　　为什么，黄老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一种可能的答案，后来是在他家中发现的——

　　黄大年离开后，王郁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衫。

　　“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而是没时间打开。”王郁涵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想起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

　　有一次，她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黄老师。黄老师一看，圆圆的脸上咧出一个憨厚的笑：“没事儿，不耽误穿。”

　　正在她出神的时候，黄玲走了过来，眼圈红红的：“给你看一样东西。”

　　黄玲拉着王郁涵走到床边，打开床头柜上的三个抽屉。打开的瞬间，王郁涵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

　　三个抽屉里，满满地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凌晨二三时，也许更晚，张艳等得太久，已经睡下。黄大年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