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故事《品格》（资料）

　　今天

　　是新华通讯社建社86周年

　　我们先通过一部短片来了解

　　几十年来

　　新华社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历程

　　新华人传承了一种怎样的品格

　　对一个人来说，

　　86岁意味着已进入耄耋之年

　　但对一个世界性通讯社来说

　　正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活力

　　因为

　　一代代新华社记者

　　薪火相传

　　将理想和青春融入到

　　一份共同的事业中

　　下面就由他们

　　给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吴晶：生命的答案

　　2016年2月至6月间，吴晶与同事深入挖掘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生平事迹，采写的《生命，为祖国澎湃》等系列组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它的名字叫《我爱你，中国》。对我而言，因为一个逝去的人，这首歌有了更加特别的意义。

　　他，就是已故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今年2月，当很多人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和同事赶赴长春，开始寻访他的故事。

　　黄大年很牛。他从事的地球探测研究既可用于油气勘探，也可用于潜艇攻防，有外国媒体曾评价说，他的回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回国7年，黄大年带领数百位科学家，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年走过的路。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牛人，生平却只有寥寥数语。在人们仓促的回忆中，他的形象高大得几乎令我无法理解。

　　吴晶（中）在采访黄大年事迹。

　　为什么，他要放弃英国的高薪洋房，回到祖国从零开始？为什么，他要拿命做科研，还总说“活一天赚一天”？为什么，走到生命尽头，他想的依然是工作，而没有他自己？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四处奔波。白天，就像“上了弦”，一刻不停地追问、记录；晚上，又像“中了魔”，那些问题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从冬到春，我们积累了3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这个逝去的人开始频繁走入我的梦中，我仿佛就在他左右，却依然无法与他对话。

　　直到，他的同事姚立华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姚立华在晚会上唱起《我爱你，中国》，没想到黄大年在台下泪流满面。他把这首歌存到手机里，每当深夜奔波、极度疲惫，他就点开，一遍遍地听。

　　姚立华说：“你知道黄老师为什么这么拼命，他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再受轻视、而受到尊重。”姚立华的话仿佛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黄大年的内心世界。爱国就是他生命的答案，这份爱蕴含在《我爱你，中国》的歌声里，它点燃了心火，熔铸成信念，支撑了他一生的奋斗。

　　最后一次离开长春时，我们去看了黄老师。骨灰存放室内，他的格子是第67号。学生们用水晶镜框装裱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学习他先进事迹做出的重要指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八个字，又一次让我热泪盈眶。

　　这一次落泪，不是因为感伤，而是因为懂得。黄老师用生命告诉我，人的灵魂假如只是拘泥于个体的偏狭，就只能陶醉于小小的自我成就。当很多人抱怨着尘世的苦与累、计较着个人的得与失，却有像他这样的人，梦想着让国家和人民能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伟大牺牲，才成就了事业、凝聚了信仰、推动了中国。

　　郁玮：战火中感受中国力量

　　2014年3月，采访以色列海法医院战备演习。

　　五年前的这个时节，23岁的我，主动请缨，在新婚第三天，前往耶路撒冷，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那是到达后的第17天傍晚，我正在翻阅当地的报纸，忽然听见“呜——”的声音，我愣住了——没错，是防空警报！火箭弹来了！

　　街面上，行人开始向楼房里奔跑，车辆也都就近靠边，人们跳下车，寻找最近的掩体或在车边蹲下。在短暂的慌乱之后，我决定带上相机，下楼采访。

　　“你疯了吗！这个时候出去是会死人的！”就在我即将踏出楼门的那一刻，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一把扯住了我的胳膊。

　　后来我知道，她叫Rina，以色列人，我的邻居。她出生犹太大家族，知书达礼，但只要一提起巴以冲突，她就会愤怒、暴戾地好像变了一个人。每每当她情绪激动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她总会把头转向我，问我，你们中国什么样儿？肯定不会有火箭弹吧。要不下次你回去，带我一起去看看？我好想在没有战争的地方多住些日子。

　　对于身处战地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兴趣，绝不仅仅是好奇，还有着深深的期待。

　　2014年8月，加沙边境，采访以色列护刃军事行动。

　　加沙，那个世界上最特殊的“隔离区”，那个地中海畔美丽而绝望的所在。驻外的第二年，我第一次实地踏访加沙，一个小战士，带我们下到位于加沙边境的走私地道采访。他一米八左右的个头，十七八岁的样子，娃娃脸庞上洒满阳光，本该是上学年纪的他，胸前却挂着一把冰冷的突击步枪。他原本十分警觉的表情，在看到中国记者后，显得既兴奋，又腼腆。

　　他叫艾哈迈德，巴勒斯坦人，他说他本无意扛枪，但却不得不守卫自己的家园。他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踏出加沙半步，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派去执行一项不能回头的任务。也可能，此时此刻，他已经在空袭中倒下。

　　他告诉我就在我采访前不久，他看新闻里说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才刚刚到访巴以地区。他说，他希望看到一个中立的、负责任的中国，帮助他们摆脱现在的困境。

　　当地人对中国的好感与期待不是没有缘由的。我在耶路撒冷遇到过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她一听说我是中国记者，就拉着我，邀请我上她家去，说有好多话要对我说。一进门，我看见墙上挂着一组中国水墨画，她说那是她退休之后自学的。

　　96年前，她出生在哈尔滨，后来在天津念小学。在20世纪初欧洲的排犹浪潮中，她的父母，逃往了中国东北。是中国的包容和收留，让她的一家在大屠杀中免受迫害。二战以后，她来到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机会回到中国，但她对中国的牵挂却从未停止。上了年纪后，她让孩子们去中国替她走走看看，把他们在中国的照片都洗出来，挂在墙上。

　　她一直从新闻里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她希望通过中国记者更多地了解这片，给了她生命，养育了她的土地。

　　张京品：四上中国海拔最高乡

　　张京品随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在海拔5500米的普若岗日冰原脚下出镜报道。

　　有人在这里追寻生命的意义，也有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

　　画面上这位帅哥，是普玛江塘乡小学的老师，叫米玛桑杰 我第一次见到桑杰时，还以为他是位菜农，因为当时他正在打理学校的菜园

　　张京品在西藏那曲地区聂荣县牧场采访时和牧民合影。

　　其实，他教汉语 教英语 教藏语，还是学校的厨师和水电工，有时甚至还当保姆 哪个调皮的孩子衣服破了，哪个孩子跟同学闹别扭了，哪个孩子想家了，他都得一一操心

　　转眼间，桑杰已经在那里度过了12个年头 这12年，看着一波又一波的孩子，长大，成人，走出大山，他很欣慰 这期间，他有很多次调离的机会，但他都选择了放弃

　　桑杰说，为了普玛江塘的孩子们，作为老师，他不会走 但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孩子们能到海拔低一些的地方上学。

　　胡振华：坚持的力量

　　2013年，胡振华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采访。

　　有人说，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我手上拿着的，是一枚志愿者徽章。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位80岁老人送我的。去年我采访她，当她得知我们都做过北京奥运志愿者时，摘下自己胸前的徽章送我。

　　令我惭愧的是，我只做过一时的志愿者，她却坚持了16年。

　　她叫蔡秀兰，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蔡奶奶。2008年，在做了7年志愿者后，蔡奶奶来到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参与志愿工作。

　　2017年7月，胡振华在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采访高龄志愿者蔡秀兰。

　　然而，第二年，蔡奶奶被查出乳腺癌。手术后她坚持回到了志愿者岗位，用坚强的意志和病魔抗争。

　　蔡奶奶的慈爱豁达、乐于助人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志愿者们。有人工作上有压力，主动跟奶奶诉说；有人找对象了，拿着照片让奶奶“把关”；有人离开北京两年后，突然打电话说：奶奶，预报明天北京下大雨，您别出门做志愿者了；还有人离开志愿者岗位几年了，仍回来看她，说：奶奶，我想你了，我想抱抱你。

　　蔡奶奶成了众多年轻志愿者的奶奶。在耄耋之年，病痛缠身，停留在她脑海里的不是病魔，是爱，是爱让她坚持，是爱给她力量。

　　今年我去探望她，奶奶说：“志愿服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志愿服务值得干，值得好好干，值得一辈子干。”

　　我告诉她，我申请了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注册志愿者，我会自豪地带上她送我的徽章。

　　梁旭：用心“定格”梦想的归途

　　2016年11月13日，广东分社记者梁旭在拍摄体育比赛。

　　今年春运期间，我和同事跟随照片的主人公石欣——一个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乘坐“扶贫专列”，回到了他的家乡——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那里，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的地方。

　　2017年1月16日，广东分社记者梁旭（左）在广州番禺一家工厂采访《3岁的等待与33岁的归途》主人公石欣。

　　石欣19岁就到广东打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在电子厂做普工。最初一个月工资只有500多块，最高时也不到3000块。

　　2016年初，得益于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他接受了免费的技能培训，成为一名技术工人，每个月工资涨到了5000块钱。

　　石欣说，他最牵挂的是家里3岁的儿子。他给我们看他的手机，里面存着很多儿子的照片，想家时，他就拿出来看看。石欣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攒够钱，回家搞养殖，陪在孩子身边。

　　我们一路跟随石欣，从广州出发，历经火车、大巴、公交车……跨越900多公里，辗转20多个小时，终于到了花垣县溜豆村。

　　寒冬里，湘西山村的早晨正下着小雨，湿冷的空气让穿了羽绒服的我都不禁浑身发抖，而石欣身上穿着的，还是从广州出发时的那身单薄的衣服。

　　我们跟着他，一边走一边聊一边拍。他扭头跟我们说，上次回来，这条路还没有装路灯。当他说完，回过头去继续往前走时，猛然间，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大树下，有个小小的小人儿。走在前面的石欣用方言喊了一声，“家鸿”。我知道这正是他儿子的名字。

　　摄影记者的敏感告诉我，很快就会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画面出现了，说不定下一秒钟，小男孩儿就会冲上来，扑进爸爸的怀里！就在那一刻，我能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了出来，什么构图、什么技巧，统统抛到了脑后，本能地举起手中的相机，一次又一次按下了快门。

　　然而，与我们想象中父子团聚的亲热不同，小男孩并没有跑过来，而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怯生生地叫了一句“爸爸”。这个声音那么微弱，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里。这么小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爸爸了。

　　此刻，石欣似乎想加快脚步，但背上的背包实在太重了，手里还提着一大袋年货，压得他走不快，甚至显得有点蹒跚。也许是因为半年未见的“生疏”，小男孩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身后是家门口的树木和水田。

　　我用镜头将这个保持着距离的相会场景“定格”。后来我才知道，石欣下了火车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小男孩儿知道爸爸要回来了，就早早地站在路口等他。

　　这组图片故事的名字是《3岁的等待与33岁的归途》，与文字、视频一起组成全媒体报道发出之后，获得了让我意想不到的巨大社会反响。

　　这样一个平常的、父子对望的画面，在网上引发了超过1亿次的点击，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让许多人感动了、流泪了。在几十万条网友评论中，很多人讲述了自己相似的经历。

　　在那个时刻，在春运路上，正奔波着许许多多的游子，每个离家的人，可能都有一个3岁的孩子，在等待着他。

　　以上这些只是

　　数千名新华社记者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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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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