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年初一，吕秋平（右一）赴山东海阳进行新春走基层采访

　　我的第一个故事想从这个毛绒玩具讲起：这是2013年母亲节前夕，我在四川都江堰的陈玉梅家看到的。

　　陈玉梅不知道那年的5月12号是母亲节。当我问她那天有什么安排，她说：去儿子坟前烧点纸。

　　陈玉梅是在“5.12”汶川地震中失去独生子女的6000多位妈妈之一。

　　遇到她纯属偶然。我本来是随中宣部报道团采访一个“五好家庭”，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儿在那儿玩，便随口问了一句：“他俩是姐弟吗？”女主人说：“不是，女孩儿是邻居家的，是再生育子女。”我顿时眼前一亮，请她为我引见了女孩的母亲。

　　坐在沙发上，陈玉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像在讲别人的故事，边说还边笑。“房子一晃，我拔腿就跑，腿都是软的。”

　　后来，邻居赶来告诉她：儿子所在的教学楼塌了。她被搀扶着赶到学校，只见到一片废墟，儿子已经不知所踪。

　　五年后，芦山地震，房子再次开始摇晃。

　　这次陈玉梅没有腿软，她抱起熟睡的女儿就往外冲。邻居却笑了，说：“新房能抗8级地震，不用跑！”

　　陈玉梅笑而不语。

　　采访结束后，我一位四川籍同事帮忙整理录音时发现：她的笑是很刺耳的、不自然的笑，是想用笑来掩饰悲伤。

　　后来，我自己也当了妈妈，陈玉梅的形象还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不仅因为她经历的苦难，更因为她的坚强。

　　2014年夏天，我怀孕了。为了能在资源紧张的某三甲医院预订一张产床，我和先生争分夺秒地申请办理生育服务证，俗称“准生证”，过程复杂曲折。而到目前为止，我采写的影响力最大的一篇稿子就是《新华社女记者亲历：“难产”的准生证》。

　　我先生户口在外地，准生证要盖五个章，包括双方街道、社区、单位等等，而为了其中一个章，又要出具怀孕证明、初婚未育证明、居住证明、具体情况说明。我们一边按要求准备材料，另外一边又因各种奇葩理由被拒，比如怀孕证明需回北京盖医院章；比如我先生的北京市居住证只能证明他住我家，不能证明我也住我家；比如我们还须出具一份为什么要开初婚未育证明的证明，还要双方签字按手印。

　　新媒体专线一位同事听说了我的经历，立刻向我约稿。我一度很犹豫：如果我把个人经历写出来，是否有利用记者身份泄私愤的嫌疑？是否有人认为我娇生惯养连这点儿小事儿都拿出来晒？不过同事鼓励我说：“简政放权是全社会的呼声。也许未来会有更多准妈妈因为你的稿子少盖一个章、少跑很多路。”

　　于是，我动笔了。因为深有感触，稿子一气呵成。发出后，朋友圈刷屏，大V转发并评论。我看到确实有网友骂我太矫情，骂我先生不心疼老婆，说“让怀着孕的老婆忍着孕吐去盖章老公是干吗吃的”。不过更多网友感同身受，有的还分享了他们类似的经历。

　　紧接着，几位媒体同行和同事联系我，撰写评论和后续报道。其中一位同事说：有关部门授意新华社调研此话题，以内参的形式呈给有关领导。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我打电话咨询申领二胎准生证的手续，街道办说：准生证已经取消了。现在的准爸爸准妈妈无需去任何一个部门盖章，只需在网上备案登记就可以了。

　　准生证时代的结束是政府简政放权的诸多成果之一，我相信不单单是因为我那篇记者亲历。不过，如果我的报道哪怕只是一点点帮助推动了那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我跟我先生挨骂也值得了。

　　当妈以后，我内心更柔软、更敏感，写的稿子也更有人情味儿了。

　　作为对外部记者，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几年，我有机会走遍祖国大多数省份，讲述很多小人物的故事，比如内蒙古生态移民的蒙古族牧民、新疆民汉通婚的小夫妻、“一带一路”沿线的小企业家、福建的空巢老人、广西的留守儿童、农民出身的残疾全国政协委员、大运河文化带上学习武术和杂技的外国学生等等。

　　以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为载体，我们的报道或反映中国时代进步、或体现人民安居乐业、或反映民族融合发展、或体现政治制度优势。这些经历不仅真实记录了我国正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两个一百年”目标，也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男女各顶半边天的时代，有人说，女记者，尤其是当妈以后，出不了差，上不了夜班，男记者更有优势。不过，我和我身边的女同事用实际行动表明：正因为多了一重妈妈的角色，我们笔锋更细腻、工作更高效、故事讲得更精彩。

　　（吕秋平，现任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北方片副主编。多次参加全国两会、党代会报道，参加了棚户区改造、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建党95周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等主题报道。挖掘、采写基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故事，如空巢老人、失独妈妈、留守儿童、艾滋病毒携带者、女入殓师等，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中国发生特大动车相撞事故伤亡严重》获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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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翟子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