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攻坚战已发起最后的冲锋，近60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其中的主战场。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县委书记们，是决定这场战役成败的关键因素。

　　从年初起，《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桂豫甘黔等省区20个贫困县，对10余位县委书记跟踪采访，全天同吃同车同下乡，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同时，本刊记者还对东中西部50位贫困县县委书记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力图勾勒出这一群体真实的所思所为。

　　“在我这一任脱贫，我很光荣”

　　背后是峭壁，眼前是连绵的石山，站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的一条山路上，50岁的县委书记杨龙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感叹道：“对贫困如同宿命一样的七百弄乡瑶族群众来说，这轮脱贫攻坚战是改变命运千年未有之机遇。”

　　大化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严重缺水缺土的七百弄山区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是“世上除沙漠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如今，盘山路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正在改变当地的面貌，不少村屯通公路后，新房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世世代代居住的茅草房、土坯房变成了瓦房、楼房。

　　“这个地方自古贫困，如今在党的带领下修路、搬迁、富民，这里的群众将摆脱延续了世世代代贫困的命运，这是一件足以写进县志的大事。”杨龙文说：“在我这一任脱贫，我很光荣！”

　　杨龙文的“兴奋”并非个例。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虽然脱贫攻坚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县委书记们不仅没有抱怨，反而豪情满怀。“‘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的都安精神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提出来的，几十年过去了，都安仍有十几万贫困人口，一想到将在我这一任实现脱贫目标，我就心潮澎湃。”广西河池市副市长、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陈继勇踌躇满志。

　　受访县委书记普遍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县获得精准扶贫的投入力度、精度、效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这些曾经积苦积弱的贫困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既是贫困群众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县委书记们个人干事创业的重要机遇。

　　“今生有幸做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只嫌本事不够用，没有平台不够大。”河南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的话代表了不少“同行”的心声。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不论是县委书记还是普通党员干部下乡扶贫时，都会在胸口别着一枚党徽。对这一做法，身形清瘦的河南光山县委书记刘勇表示：“对我们而言，扶贫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要求或民生工作，从深层次讲是为了弥合社会发展鸿沟、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切地感受到，在对脱贫攻坚和县委书记使命的认识上，这个群体有三个特点：

　　一是责任感强，面对当前的脱贫形势，“宁做忙官不做闲官”；

　　二是对在自己任上摆脱贫困倍感光荣，中部一县委书记说：“中央这么看重这支队伍，咱就是累死也心甘”；

　　三是以往追求GDP的政绩观悄然变化，开始真正将共产党人的事业与自身的人生追求相统一。

　　“我要让自己的斗志去感染整个干部队伍”

　　改变贫困面貌的巨大机遇和无限的使命感激发了贫困县县委书记干事创业的激情。对于每天的工作状态，调查问卷显示，26%的县委书记选择“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68%的县委书记选择“5+2，白加黑”。

　　这并非“虚言”。为了更真切地感受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工作状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先后对十余名县委书记进行了全天跟访，与他们同吃同车同下乡。结果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晨六七点天色微曦出门，晚上披星戴月而归，十一点之前无法休息。记者的采访本上，也留下了一连串这样的记录：

　　——甘肃省定西市副市长、通渭县委书记令续鹏2016年下乡121天，走访117个村，攒下一份厚达34页、A4纸打印的《每月发现和解决问题情况汇总》，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扶贫。

　　——陈继勇平均每天开五六个会，白天下乡调研就晚上开，会议经常开到深夜十一二点，记者两次采访陈继勇，时间都约到了晚上十点之后，结果走进县委办公楼，许多办公室仍然灯光通明。

　　——河南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去年下乡超过250天。他说：“县里的干部队伍任务重、压力大，作为县委‘一把手’，我要让自己的斗志去感染整个干部队伍。”

　　……夜以继日，时不我待，这就是许多贫困县县委书记每天的真实写照。为了确保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不少地方还将行军打仗的做法借鉴过来：无论是在干部的表述里，还是在农村的墙上，经常能见到各种“作战用语”；不少贫困县还成立了“作战指挥部”，抽调精干力量用于扶贫，并对一些重点项目签订了“军令状”。广西陆川县还制定出“五挂作战”方案，即挂职作战；挂图作战；挂牌作战；挂联作战；挂账作战。

　　“扶贫攻坚就是一场战役，军令如山，命令一下就必须要完成。”陈继勇表示。

　　由于事情多、节奏快，把现场办公会开在贫困村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是县委书记们经常采用的方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亲历过平舆县一个农业合作社现场办公会，不到10分钟时间，县委书记张怀德就帮这个合作社解决了变压器、灌溉设施、土地流转三大问题。在车上，张怀德告诉记者：“这个合作社带动脱贫能力强，合作社负责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五六个县直部门、三四个乡镇。如果靠他自己去协调，两个月跑下来，农民就已经在地里种了玉米，耽误了流转就又耽误一年。摘帽在即，时间不等人啊！”

　　在这样的现场办公会上记者发现，县委书记们抛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往往是——“你给我说个截止时间？”而给出的最后一个表态则是——“行，到时我再来看！”

　　500多个贫困县是脱贫攻坚的核心战场，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县委书记身系战局成败。采访中，有人感慨，“县委书记相当于团长，但我还要干连长、排长的事儿；对很多事儿不放心，有时还直接做一线战斗员。甚至需要‘唱黑脸’当个激励士气、赏罚分明的大刀队队长。”

　　“定了就得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脱贫攻坚涉及方方面面，一些政策规定难免滞后，甚至有脱离实际的情况。推进扶贫过程中面对一些棘手问题，尤其是与上级部门的规定不符时，县委书记需要敲钟问响、顺势权变地开展工作——风险，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一面镜子。

　　杨龙文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规定，通村屯扶贫道路坡度要低于10度，但是大化县的许多石山区山坡陡峭，如果按照低于10度的标准修路成本要增加两三倍。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恰逢杨龙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商讨此事。“按10度以下修没有钱，按20度修，又怕验收时不过关，今年任务很重，很多条路都等着开工，书记您要尽快拿主意。”扶贫办主任说。

　　经过一番讨论，杨龙文最后定调：“扶贫任务这么重，我们不能干等，让施工队先动起来，出什么问题我来担着。同时尽快去上级扶贫部门面对面汇报情况，不要文件来文件去。”

　　采访中，不少县委书记表示，脱贫攻坚事关医疗、教育、民政、交通、农业、财政、金融等方方面面，一些部门的政策规定难免滞后于基层探索，面对这种情况，“一把手”的担当精神尤为重要。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委书记梁嘉庚上任之初，对自己和当地干部提出了“五不”要求：不争论、不张扬、不浮躁、不落后、不折腾。他告诉记者：“有些事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往往还定不下来，我必须担当，没有那个时间了，定了就得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压力都在主席台，责任都在前三排”

　　一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早上开始跟访杨龙文，他一整天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县委办主任也不解其由。晚上书记从全县养鸡业形势分析会下来，已是夜里10点多，他却一脸喜色拉着记者陪他去街边吃点烤羊肉串。县委办主任跟记者感慨：“记者同志，书记2年多从来没有吃过夜宵，看来今天多亏了你，才这么高兴。”

　　记者了解后才知道，杨龙文之所以高兴，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一个电话。原来，面对全县贫困地区缺水少土的现状，从2016年初开始，大化县大力发展养鸡产业，但是今年开始的H7N9禽流感给当地的养鸡业蒙上一层阴影。一旦贫困户养鸡赔了钱，将极大打击产业扶贫的积极性。因此，杨龙文一直在为销售发愁，还专门去深圳跑市场。经多方联系后，就在当天会议间隙，一家企业负责人给他打电话，答应将县里存栏的鸡统一收购、宰杀、冷冻。正是这个电话，让杨龙文大松了一口气。

　　对50名县委书记压力程度的问卷调查显示，66%的人压力较大、很大，以致“夜不能寐”、“如临深渊”。

　　压力主要来自贫困的现实性和艰巨性。不少地区贫困程度深，历史欠账多，要找到一条稳定的脱贫之道十分不易。发展扶贫产业是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但贫困地区往往基础差、底子薄，贫困群众往往缺技术、少知识，加上市场形势瞬息万变，扶贫产业无异于“走蜀道”。问卷调查中80%的县委书记认为“如期脱贫容易，稳定脱贫不易，全面小康任重道远”。

　　陆川县是广西2016年预脱贫摘帽的9个县区之一，经过努力，目前全县贫困发生率由10.14%降到2.74%，初步实现脱贫摘帽。尽管如此，陆川县委书记蒙启鹏丝毫不感觉轻松。“去年我们有6万多群众脱贫，这么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如果没有产业作支撑，很难实现稳定脱贫。”群众虽然经广泛动员种植中药材橘红，但距离挂果需要三年时间，不能解燃眉之急。此外，全县贫困人口中超过1/5属于因病因残致贫，尚需长期治疗、服用药物，但针对因病致贫的政策兜底仍不彻底，难以有效解决因病因残返贫情况。

　　尤其是一些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更增加了脱贫的难度。广西一县委书记为劝一贫困户易地搬迁，3次上山登门。事后他感慨：“县委书记亲自做工作还这么难，普通干部可想而知。真是群众脱贫，干部脱皮。”一些县委书记告诉记者，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相对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变得更为突出。

　　压力还来自于过于频繁的各类考核检查。从问卷统计结果看，64%的县委书记认为“上级检查、汇报材料太多，占据基层干部太多精力”。

　　一些地方干部分析，检查考核组过多的主要原因是扶贫资金和项目分布在众多部门，这些部门为了资金安全或推进项目就得层层检查。“省里检查市里，市里又加码，最后全部落到了县里，检查组来了，难免占用县里很大精力。”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诉苦”：“压力都在主席台，责任都在前三排。在市里开会县委书记坐前三排，在县里开会县委书记坐主席台。”

　　尽管压力大、困惑也不少，但记者跟访和问卷调查的50名县委书记，无一例外都表示有信心按期脱贫摘帽。

　　信心来自两个方面：受访县委书记们认为首先是在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下，贫困地区成为政策和资金高地；更重要的是有了精准扶贫的理念的指导。曾参加过不同层面多轮扶贫的一些县委书记表示，之所以这一次有必胜信心，就是因为中央开出的这一剂“精准扶贫”药方，最符合中国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伟 甘泉 张钦 潘德鑫 吴小康

　　刊于《瞭望》2017年第35期，原题《贫困县的“总指挥”们》

　　相关链接：

　　实录｜三位县委书记的一天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贴身跟访的方式，与十余位县委书记同吃同车同下乡，实录了其中三位县委书记的下乡情景。他们对贫困群众的情怀、对扶贫工作的担当，成为贫困县县委书记这一群体的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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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冯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