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在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会上,谷溪(左二)、路遥(右一)、陶正(右二)、白军民(左一)合影。

　　刘娜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试着写写的小说竟然发表,被印在了“书”上。这名31岁的农村青年、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一直不敢相信。直到那天跋涉了30公里,从清涧赶到延川县城,接过编辑老师递过来的明晃晃印着自己名字、带着浓郁墨香的《山花》时,刘娜说自己激动了好一阵子。

　　事情虽然过去了大半年,如今再提,刘娜仍然眼热心跳。“在延川,人们知道‘山花’就像知道路遥一样。”上小学时,刘娜就读过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路遥是我最尊敬的作家,在我心里,‘山花’是神圣的。”

　　“山花”,在陕北也叫“山丹丹花”,是黄土高原上最常见的一种野花。1972年,一群因为热爱而不知惧怕的文学青年,在延川县黄河畔的山沟里,创办了一份油印的文学小报,他们把它叫作“山花”。

　　在那个万木凋零的时代,他们用自己的全部创作热情和生命激情,浇灌着这颗幼小的文学种子,使之生根发芽,绽放开来。从创办者、诗人曹谷溪,到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蜚声中外的作家路遥,再到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逍遥之乐》等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走红全国的知青作家史铁生、陶正,从当年的文学青年,到后来的文坛大腕,还有更多后起之秀,如闻频、海波、远村、厚夫等三代20多位,他们被称为“山花作家群”活跃在中国文坛……这对于黄土高原上一个相对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上世纪70年代,贾平凹、梅绍静等当代知名作家诗人成名前在这里发表过习作。贾平凹曾称,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发表了处女作,“还很是嫉妒了一阵子”。

　　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原主席李若冰曾说,“《山花》像一颗明亮的星,在延川的上空闪耀。”

　　文艺评论家李星说,《山花》的出现,像一株鲜艳的火红山丹丹花,给中国文坛的天空平添了一丝亮色。

　　正如陕北民歌中唱的“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45年来,《山花》宛如一束清新自然的山野小花,在背洼洼里的向阳处,开得执着、质朴,不娇媚,更不带脂粉气。

　　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与上海团代表曹可凡聊起热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3月12日9版)

　　曹可凡后来对记者说:“说到路遥,总书记的兴奋之情显现出来,那神态,有点‘我跟你说个秘密’的感觉,真情流露。”

　　谷溪曾在1975年采访过习近平,采写了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往事再提,如今已经75岁,性格豪放的谷溪说,“总书记的谈话,体现出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亲切的关怀,鼓励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像《山花》那样,植根于人民大众,创作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向上向善的优秀文艺作品,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才能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片刻不忘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践行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认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文学期刊树立了榜样,“《山花》葆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油印机引发的《延安山花》

　　“‘山花’是由一个叫曹谷溪的人‘煽呼’起来的。”提起《山花》,作家海波总会这样说。

　　1969年,时任延川县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关庄公社调查陶正——一名在当地插队的北京知青——竟然自己办了一张油印的报纸,其中转录了一些《内参》的内容,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原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陶正来延川插队时,在军大衣里偷偷包裹来一个油印机,并且在全县最偏僻的山村办了一张《红卫兵战报》。这张小报不但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

　　曹谷溪见到陶正,便被这名来自北京的小伙子深深地吸引,他激情、坦率以及远大的理想给曹谷溪带来极大的震动。一直以来,跟县里仅有的几个“文人”打得火热的曹谷溪就想,人家北京知青敢背着油印机在陕北农村办报纸,普及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敢?

　　回到县城,曹谷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时,一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延安儿女热爱毛主席》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他觉得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咱们也编本诗集,也干它一场”。想法得到几个“文人”的一致赞同,包括中学教师闻频、县文化馆白军民,以及因“文学”结缘的“民办教师”王卫国(路遥),还有后来被曹谷溪以“民工创作员”名义“弄进”县通讯组的陶正。

　　很快,油印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在延川诞生。这本诗集无意中被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位来延川探亲的编辑看到,这位编辑将其更名为《延安山花》,在1972年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前夕正式出版。

　　作为工农兵创作的典型,《延安山花》公开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一时间,各地索要信函不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陕西延川县群众业余文化创作空前繁荣”的事迹。随后,诗集经过不断修订、完善,先后多次印刷,连香港三联书店也有印刷发行的记录,诗集累计发行达到28.8万册,在当时创造了工农兵文艺创作诗集的发行奇迹。

　　1972年8月,《陕西日报》在显著版面发表了调查报告,点名表扬了返乡知识青年路遥。因为在《延安山花》的几位骨干作者中,只有路遥是真正的农民身份,这也使路遥继“革命干将”之后再次成为延川的“名人”。

　　1974年,日本学者安本实在日本大阪书店买到一本《延安山花》。当时,他第一次读到谷溪和路遥的名字。2007年,身为大学教授的安本实把这本珍贵的诗集赠送给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

　　《延安山花》为延川县赢得了声誉,这一切是曹谷溪等创办者始料不及的。海波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眼见着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熟人一夜之间成了诗人。能发表作品的作者,顿觉浑身舒坦。一瞬间,曹谷溪由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文艺活动家。他时而把自己比作一只母鸡,时而又把自己比作一架人梯……业余作者从四面八方纷沓而来,曹谷溪的‘寒舍’一下子门庭若市。”

　　1972年9月,受成功编辑《延安山花》诗集的鼓舞和启发,在延川县领导的支持下,曹谷溪一班人开始编辑出版16开4版、铅字印刷的活页县级文艺小报《山花》。

　　路遥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也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他最终才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对于这段往事,路遥曾说,“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机制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社会混乱叫人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些人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颗人丹……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

　　“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1991年,路遥在为曹谷溪的诗集作序时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我们原来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在位于延安市区“谷溪书馆”里,一张路遥和曹谷溪年轻时在黄河畔的合影,被悬挂在重要的位置。“这是路遥生前最喜欢的照片。”站在宽敞的大厅里,曹谷溪告诉记者,那时路遥总是找他借书,更喜欢跟着他外出采访。1970年夏,两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农村采访。走到黄河畔的石崖上,“背倚高峻峰峦,俯视滔滔河水,顿时有了一种诗意”,曹谷溪背着海鸥相机,于是俩人用自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就在采访后不久,路遥创作出诗歌《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县上召开文创会,指名道姓要我去。心像小鼓一个劲擂,一晚上折腾得不瞌睡”。尽管只是“信天游”式的习作,但曹谷溪看到了路遥的灵气,把它推荐到《延安通讯》上发表,这是路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也是他走向文学跨出的第一步。1992年,路遥弥留之际,特地托曹谷溪放大了那张对路遥来说意义非凡的照片摆在病房。

　　《路遥传》的作者梁向阳(厚夫)说,“路遥走上中国文坛,与诗人曹谷溪不无关系。”

　　1962年高中毕业的曹谷溪,在公社灶上一边抡勺把子一边捉笔写诗,常常为擀面、炒菜发愁的他却常有文章、诗歌发表在报端。1965年,他被选派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很快,弹丸之地的延川县,提起写文章,大家必提曹谷溪。甚至有年轻人卖弄学问时,都会遭到讽喻,“看你比曹谷溪还能行?”

　　后来,曹谷溪被调到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再后来,一大批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川。《山花》也正是因为北京知青的参与,少了背洼洼里的局限而傲视河山。

　　陶正曾在文章中写道,“陕北不大产虚伪,虚伪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我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在陕北延川县的清平川的一个小山庄里。”他说,“在延川,我和谷溪、路遥等挚友,合力编印了一本小诗集,我们自己编辑、自己刻版、自己插图、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进去,辛苦而快乐,热情而狂妄。”

　　时为中学教师的闻频,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诗《大娘的话》,就是创办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务”。作品经《山花》发表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又被编入上海市1973年中学语文课本。闻频说,“今天看来,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但对于一个身居陕北偏远山区的年轻人来说,其振奋和鼓舞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年轻人既不能经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现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之火,让人相信写诗可以改变命运。

　　闻频回忆,一次路遥穿着开花的黑棉袄,腰里扎着根绳子,拿着诗歌新作来求教,经过闻频修改,准备以表达失恋情绪的笔名“缨忆红”发表。闻频说,笔名最好简单好记又有含义,当时路遥想了想,便写下“路遥”二字。自此,也便有了“路遥”的公开亮相。

　　《山花》的创办,带动激励了一大批延川乃至周边的年轻人走上文学的创作道路。后来许多在国内有影响的作家、诗人都曾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的早期作品。

　　当时正在西北大学上学的散文作家和谷,写了一首题为《访英雄》的诗寄给《山花》,不久,诗歌发表,惹得后来名震文坛的贾平凹羡慕了好长时间。著名女诗人梅绍静,当年是延安无线电厂的工人,也寄来自己的诗作“敬请指正”。

　　著名作家史铁生曾回忆,他在延川插队的时候,就十分羡慕《山花》上的作品。

　　《山花》越办越火,县邮电所发现,《山花》编辑部成了全县往来信函最多的客户。在延川,因为诗歌,几乎人人都在作诗,更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之火。

　　“对于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涉猎面不宽、语言表达差的农村青年来说,‘舞文弄墨’的直接动机或许来自于改变生存环境。”曹谷溪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千方百计地鼓励,竟然大有成效。

　　闻名乡里的“伞头”(秧歌队领头)海波,13岁辍学,与路遥是儿时密友、小学同学,也是《山花》创办者之一白军民的学生,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词递到《山花》时,曹谷溪不敢轻易接纳。怎么办?改!“业余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编辑硬改出来的。”一次,曹谷溪在公开场合讲道,现在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的文学青年海波,当时水平差得可怜,在山花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几乎就是几个编辑“做”出来的,“尽管这样,但我们很高兴。”

　　海波说,《山花》通过这些事例为农村青年指出一条路:努力创作,前途无量。后来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时间更加刺激了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拥而至。

　　活得像路遥一样,已不自觉地成了人们的人生理想。《山花》也就更红了。

　　世上还有一种“营生”叫写作

　　“在那个极端紧张的年代,几乎所有刊物停刊,几乎所有文人被迫搁笔,中国文坛处于异常沉寂的时期,唯独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却冒出了《山花》这朵奇葩,不由得不让人震惊!真是山花烂漫,异彩纷呈。”李若冰曾在《山花》上发表过自己的诗作,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山花》的出现,打破了文艺界长期沉默的局面,其影响波及全国和海外,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种在荒芜的文坛出现的特异现象。

　　“一种文艺现象与地域文化、时代特征有密切关系。”长期关注“山花文化现象”的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认为,《山花》是“伟大的革命理想”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相结合的产物。《山花》的“破土而出”,“绝不是简单的个案和偶然。”

　　在陕北,古有“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说,其中的“一川”就指“延川县”。

　　唐代出过陕北古代唯一的“文状元”,清代有李清照式的女诗人李娓娓,这都是延川县志上的荣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川是陕北最早“闹红”的地区之一。1935年,延川县纳入陕北苏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陕甘宁边区宣传采风,陕北地区民间文化得到广泛发掘整理,陕北民歌、说书、道情、秧歌等从山野走向革命中心。延安时代出过一个杨醉乡,他所统领的抗战剧团堪称苏区文艺先驱。李若冰当时是剧团里的娃娃兵,杨醉乡是他的恩师和领路人。(下转10版)

　　以《保卫延安》传世的杜鹏程,18岁时在延川乡下教书,就曾编了一本手抄的《老百姓报》。

　　1969年1月,两千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插队,他们带来的城市文化,给黄土地注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点燃了延川人的文艺激情。

　　也就是从这时起,路遥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营生”叫写作。海波告诉记者,自己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时,路遥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多和北京知青接触,这些人看问题准,表达能力强,像用手指捅窗户纸,一下一个窟窿。”

　　闻频在回忆文章中说,“路遥平时话不多,不爱与人交往。但他爱和北京知青交往,可以说,是这帮知青打开了这个陕北后生的思路,把他的视野从这片黄土高坡,导向全国,导向世界,导向了社会的高层次。”路遥坚持在北京知青中择偶,而没有选择陕北高原的“刘巧珍”,“因为知青象征着外面的世界,开放、文明、先进。”

　　《山花》最“红火”的那些年,随便翻开稿件档案,都会发现不少如今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除了创作成绩最为典型的路遥,陶正凭借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史铁生以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连续获得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3年全国获奖的20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曾是延川插队的知青。”梁向阳说,“他们把延川视为‘第二故乡’。”

　　在当年《山花》的主创中,诗人闻频以陕西《延河》文学杂志为平台活跃于诗坛；曾经的“县中队战士”荆竹成为宁夏地区重要的文艺评论人才；曹谷溪进入延安文联,掀起“老镢头诗”的“旋风”；作家史小溪、浏阳河的散文作品把浓郁的陕北气息带到全国；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说《农民的儿子》获得好评……

　　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山花作家群”的成功,使整个文坛对于延川县这个偏僻小县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对延川县众多文学青年的“效应魅力”。如今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群分别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登上文坛,更加带动了整个延川文艺的繁荣发展。诗人远村被评为“全国十佳诗人”；倪泓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梁向阳说,“还有我的作品也进入了全国高中统编语文教材。这些后来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文学的追求更为自觉。”

　　“写出像路遥老师那样的长篇”

　　延川县城并不大,三面环山,处在县河的平缓地带。一条主要的街道不长,也不开阔,像大多数中国的小县城一样,小吃、杂货、五金、汽修店林林总总排列在街道两旁,高音喇叭里刺耳的音乐声,在仲夏的午后使出浑身的劲头招惹着街道上仅有的几个路人……身后,高高的土塬被水泥箍扎成了“大石山”,位于县南关街的《山花》杂志社,就坐落在一片高大威武的“大石山”下一处阴凉安静的院落里。

　　几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被誉为“第三代作家群”的代表作家张北雄、高君琴、姬延芳等负责着《山花》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既是作者,也是编辑。

　　“县一级办文学刊物,全国可能只有一两个县。”延川县委书记张永祥说,“《山花》给延川赢得声誉,延川有责任呵护她。”在他的支持下,《山花》编辑部有了独立的编制和办公经费。

　　如今,《山花》作为延川县委宣传部内部刊物,保留着办刊初期“纯粹”的文学性。2013年,从教师岗位辗转来到自己喜爱的杂志社工作,高君琴觉得自己开心幸运。她告诉记者,《山花》在当地的影响力以及内容的贴近性,让每次出刊都成了“洛阳纸贵”,除了面向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大专院校、图书馆的赠阅外,“几千册分发下去,往往‘一书难求’。”高君琴说,延川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曾经盛传一张照片,一名清洁工人休息时,坐在路边认真阅读《山花》,“每次想起都特别感动。”

　　翻开最新一期杂志,“寄予山花”“山花作家”“精品阅读”“山花烂漫”“陕北在线”……通过不同的栏目设计,期刊从艺术性、可读性上引导读者、作者,“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作品”。“陕北在线”跟整个陕北的文学界形成互动；“山花烂漫”主要是发掘当地作者的原创板块,如今已形成了以延川为主50多人的原创团队。有村干部、教师,有打工者,也有农民,高君琴说,“一些娃娃都非常有才气。”

　　在延川县永坪镇加油站打工的农村青年高进,就是高君琴嘴里“有才气”的“娃娃”。翻阅着手里的《山花》,高君琴说道,“这个娃娃太有灵气了,他的诗句来自生活,有着诗歌的张力和天赋。”

　　她随便捡了几句念道,“不正经的风:十多年前\我把理想捶进了东墙\爱情进了西墙\串上铁链\晒女儿的尿布\如今\儿子安睡\院子高墙\日子成了一场没有雪的冬\满脸不正经的风。”

　　“这句最好,‘还是18岁的时光最好\只需赖在他床上\吹着口哨就是诗’。多精彩啊。”高君琴感叹,“没有念完高中的高进喜欢读书,经常写诗,写小说,剧本写得也挺好,生活的艰辛反倒增加了他对诗歌的表达。”

　　已经嫁到清涧县的延川县关庄镇农村青年刘娜,形容《山花》是“远归的游子找到了家”。刘娜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喜欢看书,写点文章,但都当作消遣,从没想过发表。在朋友的鼓励下试着投了一篇,“没想到高君琴老师和张北雄老师都联系了我,他们说我是个好苗子。”

　　刘娜学历不高,家庭也不宽裕,高君琴就送给刘娜一大摞书,嘱咐她“向名家学习”。张北雄给刘娜修改作品熬到半夜,“每修改一处,张老师都会发给我看看,让我找找自己的问题,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人生一场,只有努力了才不遗憾。”

　　“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写在纸上就是胜利。”“所谓的进步就是在边写边学习中感悟,谁也无法一下子就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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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雄发给刘娜的每一句鼓励的话,她都记在记事本里,“遇到苦难的时候,我就找出来看看。”平日里要照顾孩子,抽时间写作的刘娜说,自己记着张北雄说的话,“每天坚持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走到哪里,但是《山花》对我的培养,老师们对我的鼓励,会影响我一辈子。”

　　刘娜的第一篇作品《嫂子出嫁》在《山花》上发表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日子很艰难,可我是乐观的。”刘娜说自己的理想就是“能写出像路遥老师那样的长篇。”

　　“熟知路遥的人,都知道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人曾在文章中评价“山花”文化群体,“他们生活在山沟里,却在心里呐喊着,‘我是生命,我是艺术’,他们中的优秀者,几乎都有一段带血的生活体验。”

　　而今天,张北雄、高君琴就像当年的曹谷溪“推着”路遥、海波一样,每天处在兴奋当中,“时而把自己比作母鸡,时而甘为人梯”,推动着“小山花”们向前、向前。

　　在河北开过书店,在北京当过“北漂”的高进,每天处在加油站繁杂又无序的关系中,思考着“未来更好的去处”和“安静的写作”。自己的诗歌在《山花》上发表,高进说“比想象的要更开心”。

　　记得那天从编辑部出来,他把借来的汽车一直开到县城东关一处树荫下,捧着那本自带墨香的《山花》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有看到自己的诗刊发出来,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那么需要被认可。”

　　他说,我们已不是“路遥年代”的农村青年,也绝非如今的“打工诗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记者强晓玲、刘书云）

　　中国人的故事：路遥——农民的儿子，黄土地的精神脊梁

　　一个山村农妇的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