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时愈久,则思愈深,我想是应该再写些纪念文章的时候了。但思之愈深,则写之愈难,如果仅像以前那样,写些一般的文字,实在难以表达我无尽的思念之情与景仰之意。犹疑之际,恰有友人建议,何不写一本《启功评传》,全面评介一下一个全的启功、真的启功、活的启功?这真是一个好建议。20多年来,我以“启功研究”作为自己的课题,虽然帮助先生整理、注释过不少著作,写过数十篇文章；很多同仁也出版过年谱、传记或回忆性的著作,但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评传性的著作问世。为文化名人写评传,是当今学术界为研究他们而采取的流行而有效的方式,但多局限于古代名人,而对当代名人则很少涉足,这对研究像启先生这样的大名家来说确实是个空缺和遗憾。于是我慨然允诺,欣然命笔,积极投入到写作之中。

　　要想写好此书必须要阅读大量的材料,首先是启先生本人的有关著作。20年来,为了做“启功研究”,我曾涉猎过启先生的大量著述,也曾自认为很熟悉、很理解这些著述了,以为这次重读,只需梳理一下,为“评传”的行文组织一下结构而已。但我大错而特错了,在重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启先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好文章,我怎么好像从来没读过?其涉猎的领域竟如此的广阔,见解竟如此的精辟,文字竟如此的精彩,真不能不令人常为之掩卷击节、惊叹不已!这种常读常新、久读弥新的阅读感受实在是太令人享受了!先生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次打开他的著作都会有新的收获,先生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我真的要感谢这次机遇,它让我又重新回到先生执教的课堂上,回到先生治学的书几旁,如沐春风般地再次聆听到他的教诲,再次领略到他的风采。

　　其次还要阅读海量的他人研究启先生的专著与文章。先生逝世时,近万人到他的灵堂去吊唁,近万人到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鲜花如海,挽联如潮,报刊上正式发表的纪念文字当以百万计。一个文人能如此地“感动中国”,我曾称之为“启功现象”,这说明他不但在学术、艺术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也说明他在道德人品上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更难得的是这种现象绝非是昙花一现,十年来为纪念他而出版的研究集、论文集、专著仍保持着不减当年的热度,而且大有从“启功现象”发展为“启功学研究”的趋势。一个“区区”文人,能成为大家经久不衰的话题和不断研究的对象,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他不同凡响的文化价值。而这些纪念文章、研究论文确实有很多高明的见地,为本“评传”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评传”在2016年底前终于交稿,预计在2017年6月面世,我就仅以此书献给先生,算作对他的永久纪念。

　　然而我又深知,仅靠这一部评传作为纪念是远远不够的。我自恨才疏学浅,很难把启先生的道德文章全面深刻地传达给读者,更何况对先生很多深刻的学术观点我至今仍不甚了了。先生逝世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能空自感慨再也无处去请教先生了。这次写作中仍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书到用时方恨少”,真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及时请教先生。如此看来,先生的很多宝贵遗产仍急需我们共同开发。诸如先生的鉴定学、诗学能得其真传者并不多,真正能弘扬光大者更少；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讲学录》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学术思想还未得到更深入的开发；先生何以能将学术艺术化,艺术学术化,其中的奥妙何在,还需深入地研究。如果把这些具体问题置于当代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就更能令人反思:当代还需要不需要培养像启先生这样的文化全才?如果需要,我们怎么才能在当代语境下培养出这样的全才?启先生去世时,当时曾有人感慨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现在如果方方面面都能从“启功现象”中得到启示,并能把这种现象当做一种“学”——一种富有启功属性、启功特色的“专门之学”去加以研究,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使启功先生不但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者,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那才是对他最好、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纪念。（赵仁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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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潘子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