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处会馆和名人故居，作为大杂院用于居民居住、存在安全隐患的34处，占文物总量的近60%。”这是记者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得到的数据。这种文物建筑被大量占用的情况，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而腾退工作一直是各级文物部门头疼的事。

　　为什么难办？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产权复杂。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全区356处文物中，央产98处，市产55处，区产120处，军产18处，企业和个人产41处，混合产24处，多头管理，分割使用，保护责任难以落实，区级层面协调难度大。

　　比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位于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院，分为东西两院：西院是陆军部，目前由中国人民大学管理使用；东院的海军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5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办公用房。一个院子就有两个产权单位，协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二，不合理使用。由于历史因素，大部分被占用的古建被搭建、改建为住房，人口密集，安全隐患极大。

　　两年前记者曾走进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太庙东南角的一片棚户区，那里的情况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小院里，各种简易的临时性建筑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有的平房顶上加盖房屋，再加上自行安装的空调和淋浴设施，通道变得极为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头顶上，各种电线在房屋间纵横穿梭。而离小院不远的一排平房则更是“充分利用”与太庙围墙之间的空隙，每户都搭出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小屋，而房子与墙之间的通道竟然狭窄到仅一步距离。走进通道，稍不留意，记者背后的双肩背包就与围墙、屋墙频繁“亲密接触”。仔细察看不难发现，这些临时性的简易房子大多不住人，而是用于储煤、储物及作为简易厨房，或者堆放生活杂物。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不具备天然气管道和热力供暖条件，这里的居民大量采用液化气罐做饭、用煤取暖，大量无序用油、用气、用火、用电，给太庙古建筑群和居民自身安全带来严重隐患。此外，棚户区内堆放的易燃物品杂乱繁多，而其周边有众多的古柏、杨树等高大树木，极易发生火灾事故。而且这种极其狭窄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根本无法扑救。

　　尽管文物部门一直在积极努力，但这里的腾退工作多年没有进展。值得欣慰的是，记者发稿前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此处棚户区的腾退工作正在进行中。

　　第三，腾退资金缺口大。清陆军部的产权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学校数次做过居民腾退搬迁的打算，但由于成本过高而数度搁浅，资金缺口在2006年已达千万元，十年后的今天，可能需要超过一亿元，对学校是“无法承受之重”。

　　但是，不管难度有多大，依法保护是责任。

　　北京市东城区建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各相关部门和实施单位组成的文物腾退工作组，发挥牵头作用，建立动态管理平台，加强业务指导，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同时，他们加大了文物腾退的保障力度，制定文物腾退的计划，将相关项目列入政府年度投资计划，重点保障文物腾退的资金和房源，统筹用好市区的专项资金，优先用于重点文物的腾退。据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王伟东介绍，2017年他们重点启动故宫周边环境的整治，要完成东堂子4号、6号的腾退和清华寺二期腾退，推进法国兵营、清末太医院、安乐禅林、丰城会馆等17处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保护工作。

　　在不断实践中，相关部门也逐渐摸索出一些新的办法。比如北京市西城区，探索应用征收条例对粤东新馆、大栅栏护国观音寺进行征收腾退，借助棚改等项目尝试对直管公房通过解危排险、协议腾退的方式实现文物腾退。位于宣西北棚改项目中的沈家本故居，成功实践了协议腾退的工作路径，实现了完全腾退。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孙劲松说：“文物腾退过去一直没有强制手段，这次是探索，跟法院一起，依据《文物保护法》第15条，加上《合同法》和《物权法》，最后通过解除合同完成了文物腾退。”目前，沈家本故居修缮利用工程已顺利开工。

　　西城区正在以沈家本故居文物腾退为范例，厘清腾退工作的历程和法律路径，开辟出一条对区属直管内的公房类文物，依据相关法律条款实现文物腾退的新模式。他们还参照棚改的项目，研究制定西城区2017年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方案，规划文物腾退的补偿标准。“今年，我们的重点是推进安徽会馆等15个腾退项目，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孙劲松说。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西城区“十三五”期间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已编制完成，这可能在北京也是规模最大的。重点是对存在安全隐患、历史文化价值突出、社会关注度高的47项直管公房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腾退保护。据了解，这47项的面积相当于半个故宫。今年，北京还将推动一批社会单位占用、不合理使用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保护。

　　北京市文物腾退攻坚战已经打响！（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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