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周有光一家老小辗转逃离上海。他在汉口就跟家人告别，转赴长沙给报纸写文章，“告诉大家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希望的”。那时，原名周耀平的他，改名为“有光”。

　　写文章的习惯，几乎没有中断，在“五七干校”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就拿着《新华字典》做研究。

　　退休后，他称自己进入“随便看书的年纪”，但他看起书来并不“随便”。在接着天花板的大书架上，很多书上都粘着五颜六色的贴纸，以便日后查阅。

　　两年前去世的儿子周晓平曾说，“爸爸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他记得年幼时被父亲牵着走路，父亲经常走着走着突然捏紧他的手，让他以为走错了路。有一次生病昏迷后，周有光睁眼醒来问的第一句话是：“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

　　有小辈来访，周有光从不塞给他们糖果、点心或玩具，也从不拉着他们扯家常。外甥女毛晓园每次一跨进舅舅的书房，周有光招呼一声“你来了，好，好”，紧接着便说“今天有两条重要新闻”，或是“今年有三件大事”。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周有光着急让保姆打电话给好友，邀请他们来家里谈谈，“恐怖主义是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国家也要注意。”

　　在他去世前，2016年生日庆祝会上，学者许纪霖称他为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心中的国，是走向世界和文明的国，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与世界隔绝的国。周老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实际上就是‘五四之子’，‘五四精神’所熏陶培养出的一代人。”

　　“历史上有‘时代思潮’这个名字，一个波浪来，大家就跟着波浪走，波浪的力量很大，你会受到影响。”他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

　　1980年，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周有光，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开大陆。

　　这时他才惊讶地发现，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富裕得“出乎他的意料”，单一所香港大学的经费比北京所有大学加起来都多。当年他任职新华银行时，银行在香港只有个很小的分行，此时却已有77个办事处，而在大陆，所有私人银行早已被取消。这一变化让他印象极其深刻，他突然意识到“封闭”和“开放”能带来天壤之别。他又着急地眯缝着双眼探究世界。

　　这双眼睛已经越来越低垂，其中的晶体都换成了人工的，但与之相连的头脑却日日更新。端坐在小小的木桌前，他批判的目光钻进了欧洲、美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不过他最关心三个国家的命运——苏联，美国和中国。

　　他给苏联作了历史素描，反思计划经济带来的僵硬、挥霍和贫穷化；他琢磨出美国之所以长盛不衰，归根结底靠的是民主和科学。

　　最终，他注视全球的目光回归中国。“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一位英国教授曾告诉他，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越来越多的人被周有光的声音吸引进那个狭窄的书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他的朋友圈有多大。但是，这个朋友圈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离去。后来，相守70年的老伴儿张允和走了，他俩每天愉悦的碰杯声消失了。儿子周晓平也走了，二人曾经无话不谈，“父子成兄弟”。

　　最初周有光很难接受。书房中“两椅一几”换成了一个沙发，他再也没回到和老伴儿共同的卧室居住。他的世界越来越小，每晚蜷腿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但他还是慢慢平静下来。有一天，他给表弟屠岸讲了一个“既新鲜又深刻”的观点：“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儿子晓平还在世时，周有光便对他说，“我不要你孝顺，我要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也曾交待，“我不会给你留什么遗产，我只留一点儿知识”。

　　他老早就认为，他的一生“可以画句号了”，因为“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都写了”。104岁时，周有光出版杂文集《朝闻道集》，书名取自“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过，这远非他的最后一本书。

　　如今，“被上帝遗忘”的他走了。最后一次住院回家后，已经不大说话的他，兴奋地给两个“亲如家人”的小保姆讲了两天两夜的故事，包括他的童年，他的故乡。说累了，他便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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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明宇 聂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