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努力增强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我们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督促侦查机关立案14509件，追加逮捕18196人、追加起诉23722人；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6591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和行政生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诉3548件、再审检察建议3874件。
健全冤错案件源头防范和发现纠正机制。我们对近年来纠正的冤错案件进行深入剖析，深刻反省检察机关自身在批捕起诉、诉讼监督等环节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沉痛教训，着力完善纠正和防止冤错案件的常态化机制。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0384件；监督纠正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31874件次；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31675人、不起诉25778人。认真审查每一份申诉材料，发现有冤错可能的及时调查处理。建立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制度。勇于自我纠错，对检察机关从当事人申诉或办案中发现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钱仁风投放危险物质案”“许金龙等4人抢劫案”“杨明故意杀人案”等冤错案件，分别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已依法再审改判无罪。
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对涉嫌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决定不批捕90086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50787人。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29211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持续监督各政法机关清理久押不决案件，2013年核查出的羁押3年以上未结案的4459人下降到6人。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有关机关纠正1093件。
加大监督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力度。加强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罪犯异地调监、计分考核、病情鉴定等环节的监督，逐案审查提出意见。对原县处级和厅局级以上罪犯“减假暂”案件，分别层报省级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与监狱、人民法院共建减刑、假释网上办案平台，推动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同步监督。对提请“减假暂”不符合法定条件或程序的，监督纠正20062人；对裁定或决定不当的，监督纠正2727人。
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专项检察。全面核查执行情况，持续跟踪监督，纠正脱管7164人、漏管3614人；对严重违反监管规定或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督促收监执行1063人。
加强对民事虚假诉讼的监督。针对民间借贷、破产等领域为获取非法利益而虚构事实打“假官司”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项监督，重点监督中介服务机构“居间造假”和涉案人员众多的“规模性造假”，对1401件虚假诉讼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查办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的司法人员63人。
加强对特赦工作的全程同步监督。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决定和国家主席特赦令，加强对特赦案件报请、审理、裁定活动的监督，纠正报请不当331件、裁定不当23件。
严肃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犯罪。坚决惩治利用司法权贪赃枉法的行为，查办涉嫌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2424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益阳市委原书记马勇涉嫌受贿案时发现，马勇违法指令“协调”一起命案，有关司法人员权钱交易，帮助开脱罪责，导致重罪轻判。检察机关对涉嫌职务犯罪的9名司法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
我们认真落实党中央深化司法改革各项部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修订检察改革五年规划，出台司法责任制等改革文件23件，与中央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等改革文件8件，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等改革试点12项。
扎实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改革试点。会同中央政法委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分类指导。全国已有670个检察院纳入四项改革试点，上海、吉林、湖北、海南、青海5省市已全面推开。推行检察官员额制，建立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择优遴选业务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在一线办案。会同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开展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研究制定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会同中央编办制定省以下地方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统一管理试点意见。
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制定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司法责任体系。实行独任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的办案组织形式，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检察官依法履职受法律保护，在职权范围内对所办案件作出决定、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批捕起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检察业务分别规定不同的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湖北、吉林、贵州等地检察机关配套推进内设机构改革。
探索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根据党中央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自去年7月起，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为重点，在13个省区市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对325起案件启动诉前程序，向相关行政机关或组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职责。相关行政机关已履行职责或纠正违法224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6件。对仍不履行职责或没有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公共利益继续受到侵害的，山东、江苏、广东等地检察机关已提起公益诉讼12件。贵州省锦屏县7家石材公司长期违法排污，县环保局两次收到检察建议仍未履行监管职责，县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县环保局行为违法。该县认真整改，责令相关污染企业停产整顿，并对全县非煤矿山进行集中整治。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与司法部共同在浙江、安徽、福建、重庆等10个省区市推进试点，由司法行政机关独立选任和管理人民监督员。市、县两级检察院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随机抽选人民监督员监督。监督事项由7项增至11项，涵盖立案、撤案、采取强制措施等各关键环节。
深入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沈阳、杭州、郑州、西安等18个城市212个检察院开展试点，对3万余件轻微刑事案件加快办案进度并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周期由过去平均20天缩短至6天以内。
稳步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积极探索跨行政区划管辖范围和办案机制，办理了一批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跨地区案件和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海事等特殊类型案件。
深化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建成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全联通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实现跨越千里的“面对面”接访。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导入、纠错、退出机制，共接收、办理群众信访114.8万件次，其中涉检信访6.5万件次。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颁布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1109件案件予以赔偿。落实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对8897名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或近亲属予以救助。建立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重视解疑释惑，有效化解矛盾。
深化司法公开。制定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推进和完善检察服务大厅建设，综合控告举报、案件信息查询等功能，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全面运行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对社会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241万余条、生效法律文书67万余份，发布重要案件信息7.9万余条。对存在较大争议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公开审查。全面加强新媒体建设，辽宁、黑龙江、河南、陕西等14个省区市三级检察院实现“两微一端”全覆盖。
六、坚持从严治检，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我们坚持不懈抓队伍、抓规范、抓基层，强化自身建设。
从严从实加强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建设。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队伍。由人民群众推荐、评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表彰宣传彭少勇等全国模范检察官先进事迹。研究制定各业务岗位检察官素质能力基本标准。加强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分院建设，建立检察业务教育培训特色基地，建设中国检察网络学院，推进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培训。最高人民检察院培训1.4万余人次。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检察官培养，在乌鲁木齐和林芝分别建成维汉、藏汉双语检察人才培养基地。
扎实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用一年时间，集中整治自身司法不规范问题。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对近两年办理的案件逐案排查，让不规范行为“见人、见事、见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分阶段连续三次组织对各省区市检察院全覆盖的督导检查，对148起司法不规范案件挂牌督办，对32起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开通报。针对查找出的突出问题，颁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涉案财物管理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规定，以及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规定。针对律师反映的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在制定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定的基础上，又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相关文件，各地检察机关出台具体落实措施，着力构建良性互动检律关系；完善辩护和代理网上预约申请平台，拓宽律师联系渠道；建设电子卷宗系统，将纸质案卷材料转换成电子文档，方便律师查阅复制，目前已在29个省区市检察机关上线运行。
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防止“灯下黑”。认真学习贯彻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制定纪律作风禁令，紧盯司法办案，紧盯八小时外，持续整治“四风”突出问题，公开通报检察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案件，对10个省市部分检察院执行办案纪律情况进行督察。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465人，同比上升15.1%，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4人。
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把增强执行力作为基层建设重点，确保政令畅通。健全基层检察院抽样评估制度，抽取河北、山西、云南、宁夏等10个省区市部分基层院，总结新鲜经验，分析查找不足，推动全面发展。实施科技强检战略，深入推进电子检务工程，建设司法办案、检务公开等六大信息平台。制定实施做好西藏和四省藏区检察工作与检察援藏工作20条意见、加强检察援疆工作34条措施。规范推进派出检察室建设，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夯实基层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