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与“余愿”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１０７人

　　新华社南京１２月１３日电　题：劫后“余生”与“余愿”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１０７人

　　新华社记者蒋芳、蔡玉高

　　国家公祭仪式上，最前排的位置永远为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而留，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据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１０７人，平均年龄超过８５岁。

　　大屠杀发生前，他们是鲜活的个体，有各自的生活，亲历悲剧后，他们和家族的轨迹发生了何种变化？他们的人生、人性受到了什么影响？人至暮年，他们最后的心愿是什么？……

　　躲得过浩劫，敌不过岁月

　　１１月７日１１时５３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钟去世，享年９０岁；１１月１０日１９时３０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任静萍去世，享年９４岁；１１月１２日凌晨４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宝珠去世，享年８９岁……一周内三位幸存者撒手人寰。

　　“她走得很突然，之前没有任何预兆。”任静萍的家人说，就在去世前两周，老人作为“５０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的对象之一与专家进行了访谈，而这未完成的调查，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启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彼时，登记在册人数超过千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登记在册幸存者仅剩１０７位。

　　纪念馆内有一条长４０米的“历史证人的脚印”铜版路，路的尽头，“３０００００”的黑色数字触目惊心。这条路建成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用当年采集的２２２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脚印浇铸、铺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几乎每天都要走过这条铜版路，每当有幸存者去世，他就会在心里默念：“这位不在了，这位也走了。”

　　伤痛并未在胜利后戛然而止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９岁的艾义英家境殷实，她的父亲思想开明，让她上学。南京城沦陷之际，他的父亲、叔叔、堂哥、姑父等７人都被日本人抓走。

　　“这就没有学可上了，这就没有学可上了啊……”８８岁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会不时地这样念叨。战争不仅夺去了她的家人，更把她原本充满憧憬的人生击成了泡影。

　　伤痛不会在战争结束后戛然而止。大屠杀给王义隆留下的除了家破人亡，还有头上一条日本军刀留下的疤痕。９３岁的老人说，他的余生都在被头痛折磨。而对于９３岁的易翠兰来说，日本兵的“一枪托子”则让她腰疼了一辈子，如今一把一把的止痛片吃下去也不管用，大多数时候只能卧床。

　　比肉体疼痛更难痊愈的是心伤。许多幸存者一辈子都没能走出亲人遇害的阴影，只要回忆触及那段过往，他们一下子就会号啕大哭。还有的幸存者一生阴郁孤僻，没有朋友，甚至对子女也是情感淡漠，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失明多年的幸存者张福智几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认不出身边的亲人，不记得已经吃过饭，走路颤颤巍巍不会转弯，但日军暴行在他模糊的意识中却异常清晰。他的女儿张寿云回忆说，一天夜里，已患病的老人突然大喊大叫，要求家人把自己藏到衣柜里，说是日本人来了……

　　１９３７年，他们都只是年幼的孩童，本应在父母的庇护下、兄弟姐妹的陪伴下成长，但战争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亟须走入微观，不应过度聚焦在受到伤害的那些历史片段，我们要更多探究历史对他们的人生、人性和家族产生的影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朱成山说。

　　国之难者的暮年心愿

　　“生命的逝去是不能用任何方式换回的，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生死相隔。南京大屠杀过去７９年了，我会把国家遭受侵略的历史告诉我的后代，让更多人牢记历史，悼念逝者，谋求和平。”国家公祭日前夕，９０岁的余昌祥携家人到哭墙前举行家祭。他的父亲余必福当年住在南京中华门外西街，惨遭日本兵杀害，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每年１２月１３日，幸存者常志强会独自一人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凭吊。现在那里成了居民楼，但是挂着“小王府园”门牌的小巷子还在。沿着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小巷子走到拐角，就是他一家７口人被刺死的地方。当老人听到电视里传来７９名青少年宣读《和平宣言》时，他热泪盈眶。

　　国弱则民辱，国强则民立。已至暮年的幸存者们，用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昭示着这个真理。

　　二十多年前，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第一次到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噙着泪拉着她的手说：“日军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永远忘不了。请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为此，松冈环８０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南京，致力于用图片、影像、录音和文字，向日本民众传播南京大屠杀真相。１３日，她又一次来到南京，在公祭仪式现场与熟悉的幸存老人一一拥抱握手。“但我很遗憾，他们想要的道歉至今没有来。”松冈环说。

　　“我已经８７岁了，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但我一直在等，等待日本道歉的那一天。”幸存者夏淑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