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部屈婷：一个“点”的烦恼，一个“点”的温暖
图为记者工作现场
那是2016年1月。阿卜来提，一个29岁的维吾尔青年，站在北京农行的柜台前，又一次没取出钱来。原因仅仅是：他的名字中有个“点”。
大家都喊他阿布，但其实人家还有姓，叫如则托合提。这个“点”，就在他的姓和名之间。在常见的输入法里，这个“点”有这样4种输入格式。
哪一种是正确的呢？以前的答案是不知道。我们的银行、公安、民航、铁路等公共服务系统是从1993年开始信息化的，但是对这个“点”，一直没有统一的输入规范。
20多年了，这个看似很小的“疏忽”，却给1500多万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带来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她在“朋友圈”里这样写：“你能想到吗，我在上海的大雪纷飞里，打车去火车站买票。我也用不了微信钱包、支付宝，不能网购、海淘……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岛’。”
当时正是春节。我身边所有人都在抢红包，淘年货、买车票、全球购……谁能想到，我的同龄人却在以包邮著称的上海，享受不到线上生活的便利，仅仅因为，她的名字中也有一个“点”。
一个“点”的烦恼虽小，但当它进入1500多万少数民族同胞的日常生活时，它就成了一个事关民族和谐的大问题。
特稿的力量
民族问题，是海外涉华舆论关注的热点，也是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主要课题之一，既重要又敏感。而我们的报道，却要写“问题”。怎么才能写好？
我请教特稿社的前辈，她说：“把故事写下来就有力量。”
新疆分社记者阿依努尔也深受一“点”的困扰。在她的帮助下，我见到了阿布，陪他经历了开头那一幕。原来，那张取不出钱的卡也是“点”写错了，从此阿布就成了农行系统里的“黑户”。
还有一个采访对象，叫穆拉提，才20岁，却跟我说自己跟“点”耗了大半辈子了。我觉得有点好笑：你才多大啊。后来才知道，他是四个民族的混血儿，从小到大就被填各种各样的表格。而这个“点”从句号、逗号到方块，从上面、中间到下面，他真的为了这个“点”焦头烂额了大半辈子！
调查中我发现：“点” 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点”背后的民生问题却值得反思。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援疆的总资金高达650亿元，更不用说医疗、旅游、干部援疆等种种举措。
但是，这样一个民族大礼包，却因为一个“点”的疏忽，让群众的感受打了折扣。这是很可惜的。
中英文特稿《一个“点”的烦恼》讲出了这些故事。刊发后，很多汉族读者、外国人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的报道“刷屏”了，支付宝官方很快有了回应，说“工程师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英文报道也在推特上取得了很高的阅读量 。
我想，永远关注新闻事件中的“人”，这就是特稿的魅力，也是我们敢于写出所谓的“问题报道”的底气。
“点”进了国家政策
“点”的故事没有完结。“两会”期间，我注意到政协常委葛剑雄，曾在去年提交过一份“社情民意”，反映的正是少数民族姓名的问题。不过，人称“大炮”的他早已公开宣布谢绝一切采访。
我和同事费尽心思，终于在宾馆堵住了葛剑雄。没想到，他也对我们一个“点”的报道印象深刻，详尽地介绍了他向全国政协反应和中央政府部门协商的过程。我们的有关报道刊发后，成了两会的热点新闻，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阿布们的烦恼，很快成了过去时。今年5月，国家民委等12部委专门就这一个“点”颁布法定标准。这意味着：“点”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国家民委专门邀请中国特稿社记者，接受了专访，当面表达了对新华社系列报道的感谢。他们说：一直知道“点”的情况，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推动，幸亏你们的报道，这件事办成了！
小政策，大效果
在“七五”事件周年的前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解决一个“点”等民生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此举可谓意味深长。
一位研究民族政策的权威专家评价说：一个点的改变，是“小政策”，但取得了“大效果”。它反映了中国民族政策更重视民生导向的新变化。
在采访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我先后采访了维吾尔族、塔塔尔族、藏族、满族等八九个民族近20个人，很多人开始都顾虑重重，不肯透露姓名。但到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主动要求实名，只因为我是“第一个过问这件事的人”。
哈萨克族的阿尔肯言辞尖刻，在群里反问我：我们说了这么多，你敢写吗？写了能发吗？
同样是他，后来给我发了这样一条微信：
“刚才给和田的孤儿学童捐款，用的支付宝，四五个人全是中间有点的银行卡，全部转账成功，大家都特别开心……”
很高兴，这个“点”是温暖的。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推动一个“点”前行的，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带来的力量。
在这个真相稀缺的时代，记者用手中的笔，把一个“点”的烦恼，化为了一“点”温暖，消除了一点隔阂，产生了一点力量，向世界讲述了一个比较好的中国故事。 一个“点”的故事告一段落了，但它却启发我们对外报道有更多的“点”可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