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贫困”热盼多修“村桥”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９日电  近些年，依靠大桥、特大桥支撑，全国各地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路网。但记者近期深入湖南、贵州等地山乡、水乡调查发现，两省农村桥梁“缺、陋、危”问题突出。千千万万山乡人、水乡人眼看着高速公路、高铁借助大桥从身旁甚至头顶“飞”过，自己却还靠溜索、渡船、危桥过河。

　　村桥“灯下黑”，催生了特殊的“贫困孤岛”。相关专家和百姓呼吁，改革财政投入机制修好村桥，让山乡、水乡群众分享交通大改善成果。

　　“大桥从头顶过，我们却靠渡船、溜索和危桥冒险过河”

　　武陵山深处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山高林密。近年县城通上高速公路后，区域交通环境大为改观。

　　但记者今年在泸溪县潭溪镇采访，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与一条大马路隔着峒河的上扯旗村、中扯旗村、下扯旗村３个村数以千计的人，每天靠渡船过河。

　　在上扯旗村渡口，满头白发的老船工向明粮和妻子摇着木桨摆渡。向明粮说，渡船配了柴油引擎，渡口开支由村里东挪西凑一点钱“包干”。开了柴油引擎就会少了生活费，不到万不得已他都摇桨摆渡。

　　在附近另一个渡口，渡工站在船头靠手拉一根跨河铁索行船。沈从文小说《边城》中描绘上世纪初叶的“拉拉渡”，在此不是旅游风景，而是生活场景。渡口下游，还有对岸群众运输农产品等较重物资的溜索。货物从河对岸“溜”过来，吊斗晃动，河面到处是掉落的红红的芦柑。

　　据了解，为了改善上述地方群众出行条件，当地政府和交通部门为渡口配置了新的机动渡船。但在当地群众看来，渡船无法和桥梁相提并论。

　　滇黔交界处的贵州省威宁县斗古乡中关村位于牛栏江边，一块小平坝上，居住着威宁县海拉乡和云南省会泽县火红乡总共５个村２７００多人。几根钢绳跨河，成了当地村民跨江出行的唯一交通设施。

　　贵州桥梁研究专家吴正光说，贵州境内毕节市、六盘水市和遵义市的大山里还有不少“溜索渡”。“抬头见山，低头见河，老百姓出行只能靠危险的溜索。”

　　“溜索很少人敢坐，我只坐过三次，有两次是为了出诊，一次家里有急事。每次坐我内心都感到很恐怖。”中关村村主任刘万良心有余悸地说，“有次溜索运货两根钢绳绞在一起，货斗直冲山底，里面一条烟竟摔成了烟末，人下去肯定有去无回！”

　　记者看到，溜索险，通往溜索的山道更险——有的地方窄到只能容一人通过，双脚不能在原地换脚，只能抓住石头慢慢向前挪。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看一眼都让人心惊胆战。

　　在贵阳市开阳县毛云乡毛云村棉花渡，８５岁的摆渡老人曾启祥说，当地渡口水深漩涡大，要三四个人一起用绳子牵住船才敢渡。

　　２０１５年底，贵阳至瓮安高速公路总投资１５．４亿元的清水河大桥建成通车。但对大桥脚下的棉花渡村民来说，它非常“高大上”——要上桥必须绕到十几公里开外的毛云乡匝道口，且村民和他们的三轮车、摩托车不能上高速公路。

　　记者在湖南和贵州等地采访，发现农村地区危桥、“陋桥”不少。有的桥狭窄仅容一人蹬着高高的台阶过，连栏板都没有，当地人称为“跳岩”；有的桥桥板开裂、桥墩歪斜，扭曲的形态如同在跳舞，被人称为“跳舞桥”；还有的桥，不过是路面下掏个涵洞。遇上雨季，车辆和人员特别是一些急着赶路上学的小孩需要冒险涉水，有群众没好气地称之为“要命桥”……

　　“不把桥建起来，‘孤岛贫困’就很难精准扶到点子上”

　　据贵州省交通厅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省共有各类公路桥梁１．７万余座，其中高速公路桥梁５０００余座１２２万延米，而村道桥梁仅６０００余座１５万延米，许多沿江沿河百姓至今仍饱尝溜索摆橹摇桨之苦。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公路桥梁有约８０万座，但全部桥梁半数以上的总长度，属于特大桥和大桥。“大路大桥多，乡村小桥少”，是中国桥梁建设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站在湖南一个靠渡船进出的乡镇，记者发现山上已经成熟的水果无人采收，熟透掉落的果子在地下腐烂。

　　当地村民说，当地又甜又靓的芦柑只要过了河、进了城，就能卖几元一斤。但没有桥，村民们只能靠溜索运输，运量小、风险高，很多货只能白白烂掉。很多村民当年满怀希望种椪柑，如今因为运不出去，有人干脆把果树砍了了事。

　　在黔南州都匀市石龙乡至平塘县掌布镇，联合村甲斗组布依族村民耿明勤说，没有桥的时候过河摆渡一次每人要２元，摩托车要１０元，货车根本进不来。虽然镇里鼓励养殖豪猪和种植茶叶，但由于桥不通路况差，年轻人几乎都外出务工。

　　湖南、贵州很多被山水阻隔的“孤岛”，居民房舍与河对岸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这些“世外桃源”即使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但靠摆渡、溜索过河，费事、费时、费钱、费力，很多深陷“富饶的贫困”。当地一些对“孤岛贫困”深有感触的基层干部说，近年国家、省市和相关职能部门扶贫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如果不把村桥建好，扶贫就很难精准到点子上。

　　“与其逼基层‘变通’，不如改革阳光公共政策”

　　据统计，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共投入资金４３８．８亿元，改造危桥２１６１０座。２０１５年，交通运输部共安排８７５亿元车购税资金支持全国农村公路建设，其中６３亿元用于危桥改造工程，实现了危桥总数和比重两项指标双下降。

　　但一些基层干部在受访中也对记者大倒苦水，称村桥如今是“百姓呼声强烈‘不修不得了’，财政投入杯水车薪‘修也不得了’。”

　　湘西一位交通专家介绍，政策规定类似扯旗村这类乡村渡口改桥梁，享受每米１万元的补助。如此拟议中的扯旗村峒河水泥平板桥，可享受几十万元补贴。而实际工程耗资，需要大约８００万元，资金缺口巨大。而在泸溪县，类似这样“嗷嗷待哺”的村桥项目，还有２０多个。“一个村桥，喊了几届政府，换了三任交通局长都修不起来。”

　　威宁县交通局副局长马勋介绍，根据《“溜索改桥”建设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四川、贵州、云南等７省（区）约有２９０对溜索需要改造成桥梁。但项目在一些偏远的山村，溜索改桥和桥梁建设的需求依然供不应求。今年，威宁县成功完成了一批溜索改桥项目，但有的改桥项目资金仅够建桥，而两边的公路改造需要资金更为庞大，交通部门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办法，分步提升道路等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村桥建设，很多地方和职能部门甚至不惜“变通”。

　　在清水河大桥底部，有一座不起眼的棉花渡桥。中交二公局清水河大桥项目经理王凤存说，应开阳县政府和清水河大桥周边群众之请，他们借助修清水河大桥的技术力量、设备和施工人员，采用四级公路上从未用过的三跨钢桁连续梁结构，工程造价约１２００万元，管理费和工人工资都从清水河大桥项目里列支。

　　在没有清水河大桥“以大带小”条件的地方，修村桥也有“招数”。有的地方修桥，除了一般政策，还想方设法挤“名桥名渡”等有较高或额外补贴的“政策笼子”。而按照某项政策，修桥给予１平方米２５００元补贴。地方造桥，在桥性选择上简易一点、实际造桥造小一点，而上报面积、体量大一点，争取补贴资金多一点。到了验收阶段，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民间一起“做工作”，争取补贴资金。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改革国家和部门、地方对农村桥梁建设的财政支出制度，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将“村桥”建设视为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含县）特别是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水乡地区的配套。此外，通过制定针对山乡、水乡旅游公路、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为相关地方村桥建设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一些干部群众说，只有帮山乡、水乡老百姓圆过桥梦，大力推动“贫困孤岛”扶贫和全面脱贫才能精准到点子上。（记者苏晓洲、齐健、史卫燕、赵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