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秸秆里的大考题（协商之路）
夏粮再获丰收，颗粒归仓，形势喜人。但也有恼人的，随便一检索，类似“坚决打赢秸秆禁烧这场硬仗”这样的新闻标题瞬间满屏。近些年来，不论夏忙、秋收，小小秸秆成了干部群众的头疼事。
干部蹲点守地头，却也对四处点火徒叹奈何，丰收后的田野上，一场场“游击”不断上演。有专家指出，秸秆禁烧是一个断面，检验着一个地方产业政策、现代治理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成色。
近日，小小秸秆登上了大雅之堂。全国政协举行第五十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一向以“小切口、大问题”著称的双周会，此次讨论的问题正是“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来自国务院相关部委的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权威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为小小秸秆寻找出路。
秸秆禁烧为什么难？
要站在农民角度思考问题
秸秆从来有，为何近年成了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介绍情况时道出了原由——原来秸秆是炊事燃料，如今农村都用煤用气了；原来秸秆可作牲畜饲料，如今养殖都用专业饲料了；原来秸秆还田做肥，如今农民更多用化肥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让秸秆这一曾经的宝贵资源逐渐变成了废弃物。另一方面，我国粮食连年增收，秸秆的产生量也水涨船高。农忙季节抢抓农时，一烧了之成了农民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正是这些现实的原因，让一纸禁烧令难以奏效，地方政府还不得不为此担负沉重的行政成本。会议现场，不少委员讲述了他们在基层调研时了解到的状况：一到农忙时节，天上的卫星巡查，无人机满天飞；地面人员严防死守，不留死角，不分昼夜24小时，“麦收季节，河南的一个县就派了5000多人蹲守田间地头。”
“该罚款的罚款，该拘留的拘留，可还是屡禁不止！”一位委员说。
堵显然不是好办法。“如果总是把板子打在秸秆制造者和焚烧者身上，而忽视了政府政策之间衔接上的缺失，再多的规定也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换位思考，改变思路，多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温香彩委员说。
堵不行就要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变废为宝，提高秸秆的利用率。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2015年全国秸秆的可收集量接近9亿吨，利用量约7.2亿吨，综合利用率80.11%。这个比例比2008年提高了11.41个百分点。
但与会的不少委员并不觉得这个数据有多令人欣喜。“这个数据并不能客观反映秸秆的合理利用水平。” 王小康委员直言，秸秆利用主要靠“五化”——燃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和肥料化，前面四个“化”近些年变化并不大，有的还降低了，只有肥料化大比例提升，而“肥料化主要还是直接还田。”
王小康的观点得到多位委员的赞同，他们认为，片面追求利用率，导致不少地方秸秆过量还田，由此带来很多问题——首先是秸秆不易腐烂，导致土壤草质化，耗氧耗氮，作物出苗率低、生长质量差；其次增加农民负担，秸秆还田必须深松深耕，农民每亩为此要多支付60元的成本，尽管有的地方有补贴，但却增加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更严重的是，以秸秆为宿主的病虫害转移到下一轮的农业生产中，往往大量还田的地方，两三年以后病虫害会大量爆发，必须使用大量的农药。”王天戈委员说。
秸秆利用瓶颈是什么？
首先把秸秆从田里移出来
处置秸秆这么难，为什么不从源头上控制呢？讨论中，不少委员独辟蹊径，探讨如何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少产生一些不太好被利用的“无效秸秆”，多产生些供不应求的“有效秸秆”。
武维华常委引入了一个专业术语——经济系数：“粮食作物的生产经济系数是指经济产量与生物产量的比值，简单来说就是经济系数越高，每产出一份粮食所产生的秸秆就越少。”他解释说。
武维华认为，应抓住近几年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机遇，适当扩大适销对路的经济作物和优质豆科牧草的种植面积，减少“无效秸秆”产出，也有利于畜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扩大豆科作物的轮作面积，还可减少下一季小麦、玉米的氮肥施用量，有利于改善耕地土壤肥力。”
这种思路得到农业专家孙宝启委员的赞成，他说：“从生物工程的角度讲，就是改进作物品种，多打粮食，少长柴火；从农艺角度讲，就是研发适用于农作物的矮壮素等矮化药剂。” 孙宝启建议加强对作物矮化育种有关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研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作物光合效率，增加生物学产量。
“首先要想办法把秸秆很经济地从田间移出来！”尚勋武常委提出了秸秆的收储问题。秸秆撒在地里，农时不能误，劳动力又不够，这就是目前的困境。
“问题出在我们的农机上，现在一线作业的农机，基本是抛撒型的。” 尚勋武说，应开发研究收割、打草、打捆一体机，收粮食的同时，把草和秸秆也打成捆，既节省了劳动力，兼顾了农时，也方便移出。
按照杨健常委的估算，目前秸秆离开农田的成本占单季作物成本比重可以高达15%—30%，农民收集秸秆的积极性因此受挫。而且，目前秸秆收储点占地面积大，用地指标紧，消防等安全隐患比较突出，加之秸秆运输半径较小，导致收储运体系难以满足目前的需要。
杨健认为，秸秆综合利用需要一个有效的微循环，其中壮大收储经纪人队伍是重要一环。在农村发展相应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企业加专业组织加农户等形式，能够解决农忙时节劳动力紧张的问题，从而加快形成完备的收储运体系。
作为秸秆综合利用企业代表，河南天冠集团的王林风也关注收储问题，她认为农民反对的是机械太多，先收割、再搂草、再打捆、再运输，一遍下来，地都被压实了，综合油耗也上去了。“能把秸秆跟粮食同机同期收出来，就是耗能最少、最节省成本的方式，不管运输半径有多大，综合利用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委员们认为，秸秆收储的体系薄弱已经成为综合利用的第一块短板，从田间地头收集秸秆，再到指定的地点综合利用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的机制尚未形成，亟须加大政策供应和市场培育。
秸秆出路在哪里？
秸秆是资源能源不是废物
王天戈委员是秸秆利用的“发烧友”，迄今已研究了近10个年头，他把秸秆利用上升到了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我国天然气缺口非常大，而生物质资源自然降解，加以人工影响，放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去腐烂，收集起来就是沼气，提纯以后就是天然气。”
秸秆不是废弃物，而是战略性的资源能源，作为生物质能源的农作物秸秆有着广阔的利用前景，这是与会各方达成的共识。
“全国9亿吨秸秆，通过厌氧发酵获得沼气再提升为天然气，大约可以获得222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个数已经超过2015年全国天然气消耗总量；即使转化30%，也能够获得超过70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个数字超过了去年天然气的进口量。”王天戈的乐观测算，让大家眼前一亮。
但目前来看，从秸秆到能源，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以生物天然气工程为例，农业部门视为农业配套项目，环保部门视为环保项目，安监部门按照危化项目进行管理。”王小康委员认为，秸秆规模化利用项目目前仍是多头管理、交叉管理，导致立项和建设困难重重。他建议，应协调部门利益，形成工作合力，最好实现统一的部门管理格局。
王小康也认为，以厌氧发酵生产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的气肥联产模式，具有单体规模适中、资源利用高、生态循环效率显著等特点，比较适宜中国的现状。“大规模复制推广此模式，能够形成分布式秸秆处理中心和能源有机化肥供应网络，可综合解决环境污染、能源替代、粮食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应该优先支持。”
在农村建沼气池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推广多年，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刘建委员认为投资主体单一，重建轻管是主要原因。“财政投入长期唱独角戏，但许多地方政府仅仅注重前端的建设投资，忽略了后端装备的运行维护，对沼气沼液的利用缺乏补贴，农民缺乏个人管护的责任和动力。”
刘建给出的药方是引入PPP项目模式，利用社会资本，解决投融资不足和效率不高的突出矛盾。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针对沼气利用的关键环节尽快设计出一些项目，吸引特许经营企业介入；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充分调动项目各方积极性，构建利益关系均衡的秸秆沼气化产业链和价值链。
着力点还应放在扶持龙头企业上，以期形成产业带动。王鹤龄委员在调研中看到，一个利用秸秆做纸浆和板材的中型企业就能解决周围两三个产粮大县的秸秆。“如果把秸秆利用列入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定位和布局，引导技术和资本进入，实现产业化，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王鹤龄认为，如果把秸秆利用看作是一条全产业链，就应该建立主要技术途径的指导体系。他建议每一个省都应该因地制宜建立自己的技术路线图：“秸秆还田怎么做，作物的茬留多少、深翻厚度是多少、怎么除草除虫……我们基层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应该将这些工艺操作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