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型智库 提升决策影响力

　　●智库虽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在这一定义的背后，隐含着大不相同于一般学术机构以及其他类似机构或活动的深刻内容——智库的特殊运行规律。

　　●作为一种提供决策咨询类产品的特殊学术产业，如同产品差别和服务差别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面对智库林立的情势，智库建设也需坚守比较优势。

　　●智库的几乎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提升决策影响力而谋划、布局、展开。智库建设的重心或重点须一直锁定于与智库运行规律相匹配的机制构建或再造。

　　2014年10月27日，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一个月后的11月30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该《意见》。由此掀起了一股智库建设热潮。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被写入“十三五”规划以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运行，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国或将迎来一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攻坚战。对于如何建设新型智库，有着四年新型智库建设经验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深有体会。

　　智库与一般咨询机构有着不同的特殊运行规律

　　《经济参考报》：《意见》出台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建设智库的热潮。一些学术单位、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高校等纷纷开始打造各种各样的智库。与传统研究咨询机构相比，您认为新型智库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点？

　　高培勇：智库虽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它并非似“研究咨询机构”寥寥几字的定义那样简单。在这一定义的背后，隐含着大不相同于一般学术机构以及其他类似机构或活动的深刻内容——智库的特殊运行规律。

　　首先，智库建设不等于向对策性研究倾斜。后者主要限于研究方向或研究重点的调整。前者则是向以服务于决策咨询为中心的研究方向、研究范式、学科布局和体制机制的全面转型；后者相对容易，可以在原有运行格局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局部微调，比如腾挪出一部分人力、一部分经费或一部分精力，引导其从事对策性研究，最终加以完成。前者则相对困难，需要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比如重新整合学术资源，形成适宜于提炼和升华为智库成果的体制机制，方可实现。

　　严格说来，后者仅可归结于科研管理范畴的活动，充其量只可算作科研资源配置向智库研究领域的拓展，前者才是超越一般科研管理意义的涉及智库体制机制重构或再造的重大调整行动。

　　其次，智库成果不能简单等同于出点子、“上奏折”。后者虽也可纳入前者工作的清单范围，但它往往是一事一议、就问题说问题。前者的重点则是围绕情况、事件和问题提出系统化的、有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的政策建议和战略建议；后者可以是简单地摆出问题或提出批评性意见。前者则必须是建设性的，既不能满足于发现问题，也不能止步于批判现实，而要在发现问题、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再次，智库运行不同于党政部门内设的政策研究室。后者以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为目标，主要着眼于提供具体对策。前者则要聚焦于围绕党和政府决策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政策研究，着力于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后者本身系党政部门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工作难免与其所属党政部门的立场、观点拴在一起。前者则与党政部门保持一定距离，相对超脱，可以相对客观、冷静、不受干扰地进行研究和判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最后，智库形态不同于各种虚体状的研究平台。后者往往无固定办公场所、无固定人员编制和无稳定经费支持。其基本轨迹是以课题为线索、随课题而组建团队、人员与经费时常变化。前者则是实体性研究机构，有固定办公场所、有固定人员编制、有稳定经费支持；后者只能适应于临时性、阶段性研究的需要。前者则要从事长期蹲守、持续追踪的研究，把为决策层提供科学、及时、系统和可持续的研究成果作为日常工作。

　　时下的智库热或建设智库热固然值得欢迎，但难免泥沙俱下。我们必须冷静地按照智库的特殊运行规律来建设智库。既不能把智库当作一般学术机构的翻版，也要把智库与智库类机构或智库类活动区别开来。

　　智库建设需坚守比较优势

　　《经济参考报》：我们知道，您所领导的财经战略研究院作为当初新型智库建设的试点已经运行四年时间，出了很多优秀成果，许多对决策也发挥了巨大影响。面对当前智库林立的局面，您认为，一个智库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高培勇：作为一种提供决策咨询类产品的特殊学术产业，如同产品差别和服务差别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面对智库林立的情势，智库建设也需坚守比较优势。也只有在立足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办出自身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才会有存在的价值和竞争力。

　　财经院最初的功能定位就是耕耘于经济领域、植根于经济学科以及服务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经济决策，从一开始便锁定于“国家级学术型财经智库”。

　　首先是财经智库。智库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知识、信息以及其他类型的分析产品，帮助决策者和公众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立足于自身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而不奢望于包容万象、成为“万金油”，这是我们在智库建设中明确确定的重要出发点。

　　财经院是在原财贸所基础上组建的。从财贸所成立算起，财经院有着30多年的历史传承和学术积淀。在财经领域拥有的广泛人脉和影响力、沿袭已久的财经学科建设前沿地位、相对齐全的财经学科集群、对现实和焦点问题的敏锐感觉、善于提供建设性意见的良好学风、同相关政府部门的紧密联系、通达的财经信息来源渠道以及一批学有专长且擅长于财经分析的行家里手等等，都属于财经院立身的优质资产和比较优势。

　　其次，学术型智库。智库尽管瞄准的主要是对策性研究，但科学性是其必备的基本要素之一。毋庸赘言，科学性依存于学术性，智库研究要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只有以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掌握详实可靠的数据和资料，了解历史，善于融会贯通，才可能提供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理论厚度、有穿透力的政策建议和战略建议。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研究机构，财经院不仅始终是中国财经科学的学术重镇之一，而且积累并形成了将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缜密的政策设计密切联系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学术传统。这意味着，财经院在为智库研究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上具有比较优势。

　　再次，国家级智库。就体制内智库而言，按照隶属关系和经费来源渠道的不同，是可以分作不同层级的。比如，有隶属于中央、以中央财政拨款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国家级智库，也有隶属于各级地方政府、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地方各级智库，还有隶属于高等院校、以自筹经费为主要来源的各类实体性、半实体性或虚体性智库等。

　　作为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不仅其经费来源主渠道是中央财政，而且其服务对象亦主要锁定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中，按照《意见》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须发挥“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研究机构，财经院的智库建设当然要围绕着“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这个中心优势而展开。

　　最后，国家级学术型财经智库。将上述的讨论汇集起来，可以看出，“国家级智库 + 学术型智库 + 财经智库”的确是一个能够兼容财经院比较优势和智库运行规律的适当的功能定位选择。只有立足于这样的功能定位，财经院才能办出自身特色，也才能凭借自身的实力自立于智库之林。

　　构筑匹配智库的特殊运行机制

　　《经济参考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产业，智库所提供的主要是决策咨询类产品，它的体制机制自然有其特殊性。通过财经院这四年来的改革试验，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其他智库借鉴？

　　高培勇：智库的几乎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提升决策影响力而谋划、布局、展开。智库建设的重心或重点须一直锁定于与智库运行规律相匹配的机制构建或再造。

　　第一，学科建设。无论是作为国家级财经智库，还是作为学术型财经智库，都不能没有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灵魂在于“排兵布阵”，有别于高等院校等一般学术机构主要着眼于学科、学位点建设的“排兵布阵”，财经院的“排兵布阵”侧重学科与问题并重，多学科会诊问题。

　　我们做如此选择，主要考虑是：其一，进入智库视界的问题，基本上是综合性的。智库所从事的，也多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因而，智库不能拘泥于学科和专业界限，擅长什么，就研究什么；有什么学科、专业，就研究什么学科、专业领域的问题。其二，即便综合性的问题，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也不应是“万金油”，而须建立在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或说是，应以专业化支撑综合性研究。其三，前面说过，无论以往的财贸所还是今天的财经院，它所具有的一个既重要，也是我们一直引为比较优势的特点，就是多学科、多专业并存。其四，立足于研究需要和自身特点，财经院理应跨越以往多“以问题为导向”的智库学科建设思维局限，而探索建立一种多学科之间、多专业之间的交叉整合机制，以多学科、多专业的比较优势破解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问题。

　　第二，开放性研究。鉴于研究对象越来越趋向于综合，也鉴于人员编制总是有限的，更鉴于新问题、新变化不断涌现，各种疑难杂症层出不穷，既不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就建立什么学科、专业，也不可能固守相对狭窄的学科、专业视角去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我们只能在立足自身学科、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寻求跨学科、跨机构、跨部门的合作，走开放性研究的道路。为此，我们做了如下两方面尝试：

　　其一，在院党组的支持下，组建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和相关研究所所长为主要成员的“财经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其二，着眼于巩固和扩大与境内外学术和智库机构的交流合作，新签和续签了一系列同相关机构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第三，供需有效对接。作为智库，财经院的研究成果应是具有针对性的，应是在“直接触摸而非间接揣摩”的状态下形成的。只有达到如此境界的决策咨询成果，才最具有效性和针对性。而要达到这一境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服务对象直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搭建常态化互动平台，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把决策需求及时传导到智库，把智库研究成果顺畅提供给决策者，让智库更加有效地参与决策咨询。

　　办法之一，就是“智库共建”。比如2012年7月，中国社科院与审计署签署协议，以财政审计研究为主线，在学科建设、课题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实行全面合作，共同建设财经院。又如2014年11月，中国社科院与国务院研究室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共同建设依托于财经院而组建（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服务于国务院经济决策作为中心定位。

　　办法之二，可称作“对口跟踪”。具体而言，就是在继承财经院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传统业务联系的基础上，按学科、专业和研究人员的研究专长分解责任、确定对象，实施“对口跟踪”服务，使得财经院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形成一种如两个齿轮间的“咬合”状态关系。

　　第四，协同作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历来有居家科研的偏好、单打独斗的习惯。然而，作为智库的财经院，所面对的或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或是应急性的决策咨询需求。凡属重大问题，往往都是综合性问题。凡属应急性需求，往往都要限期提交成果。显然，必须适当改变上述的偏好、习惯和追求，而打造一种新的适合智库运行的有利于协同作战的机制。比如弹性坐班制和研究例会制。

　　第五，一线调研。理科研究往往离不开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则擅长于思辨。借鉴理科研究的特点，我们强调，财经院所从事的所有智库类课题，所有智库类的分析和政策建议，都不能仅仅理解为研究人员的个人主张或学术观点，必须重实情，立足于一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

　　第六，学术评价。目前在各类学术机构中运行的学术评价办法，大都是针对学术性成果的特点而制定的。倘若不能建立一个适应于智库成果的学术评价标准和制度，则无论是称职的智库队伍的形成和稳定，还是有用、管用、能用的智库成果的产生，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围绕建立智库成果的评价制度，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探索：

　　其一，在充分论证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智库成果和学术成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有关“智库成果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智库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广泛共识，让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智库成果和学术成果彼此交融，互长共进。

　　其二，将决策咨询成果纳入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考评范围，使决策咨类成果和学术性成果在同一平台上同时实行全面评价。记者 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