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戴逸：一个盛世的到来必定要有反贪腐作为先导

　　戴逸接受本网专访

　　“修齐的基础没做好，很难治国平天下。如果要治国、平天下，自己的性情不恬静，贪婪的性格没有改变，就管国家大事，能不出毛病吗”

　　问：历史学家要有史德，“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为官者要有官德，“廉不言贫，勤不道苦”。人而无德，行之不远，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您怎么看待道德对一个人、一个国家民族的影响？

　　戴逸：做什么事都要有道德。做史官要有道德，秉笔直书，因为写的是一部正史，不能涂抹改写，否则就是历史伪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齐太史的故事，讲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最后一个弟弟还是这样写，而且有个南史氏还在那儿等着，如果崔杼把这个弟弟也杀掉，他还准备继续记载此事，前仆后继，认为这是光荣的。

　　为了这种史学家的道德，还要细心求证，我们现在也很注意，有的史料中的档案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档案是官方记载的，代表的是官方的观点。比如孝庄太后下嫁给多尔衮，有没有这事，从档案上查不出来，不会记载，那么就要去找其他资料。类似的问题很多。

　　对于从政的人来讲，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理学家就讲究养性，修齐治平，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修，首先是修身、讲道德，齐家，要治家、家要管好，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修齐的基础没做好，很难治国平天下。如果要治国、平天下，自己的性情不恬静，贪婪的性格没有改变，不能约束家庭成员在外胡作非为，这样管理国家大事，能不出毛病吗？很容易被诱惑，被物质利益诱惑。

　　戴逸接受本网专访

　　“当前，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爬上这个坡去，坚决惩治腐败非常重要”

　　问：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哪些建议？

　　戴逸：现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比较大的，一年查处那么多腐败分子，社会风气也有很大变化，我们都很高兴。

　　从历史上看，时间、地点、条件不同了，做法也不能与过去相同，但有的做法有一些借鉴意义。比如注重教化，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公务员读书很重要，不只是学习知识，更要通过读书学会做人。一个人的一生要有抱负，有一个良好的志愿，就如同一个国家要有一个目标。活着干什么？活着不是为了享乐，这种是比较低级的。高尚的爱好、高尚的性格哪里来，从读书中来，读书就能够修养身心。此外我认为任职回避也可以借鉴，过去本县的人不能当本县的知县，本省的不能当本省的一把手，免得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都卷进来，如果领导都是本地人，就比较容易发生问题。

　　当前，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爬上这个坡去，坚决惩治腐败非常重要。如果这方面的工作停滞下来，那就极有可能成为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迈不过去这个陷阱，就没有人能养活我们。

　　问：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您就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组织发起学生运动，并因此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后来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奔向解放区，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您说您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犹如发现了新世界？

　　戴逸：我从小看历史书很多，但看的都是线装书，到了北大读书之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如共产党宣言等等，这些引导我参加了革命。在北大读了两年以后，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受到通缉，就到了解放区。我原名叫戴秉衡，后来改叫戴逸，这个“逸”字就是从北京逃亡之际更改的。

　　我喜欢历史、爱好历史，可是那时一点儿都不了解当代历史，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到了解放区以后，我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英雄人物与事迹，闻所未闻、从来也没有见过的。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那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到解放区，情况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军民关系非常好，大小干部吃的饭都是一样的，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每人每月都是发6斤小米，大概现在折合成两三块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跟以前在日本统治区大不相同。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当年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90岁，我也没想到能看到今天的世界，现在的物质财富是过去不可比拟的，当初没想到中国有今日辉煌的成就、如此的成绩。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感觉到非常自豪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