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开支出看财政收入是片面的

　　2015年11月份的财政收入数据稍微好看了点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是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月增11.4%，同口径增长8.6%，其中税收收入增长8.4%。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增速中的地位显而易见，财政收入增长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而就在前面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主要靠非税收入超常增长来支撑。

　　财政收入增速快了，并不容易。特别是2015年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形势一直非常严峻。我们习惯性地喜欢比较。财政收入增速快了，但是许多行业仍然在备受煎熬。这说的是事实。在转型升级背景下，我们本来熟悉的一些行业正在逐步衰落甚至走向衰亡。经济规律使然，行业之盛衰，犹如自然节气之更替，人生之生老病死，本不足怪。只是在大转型中，衰退行业覆盖面大了，就不能不引起重视。毕竟这会让直接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遭遇困难，会让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转型升级的过程肯定是痛苦的。面对凤凰涅槃，我们不能指望轻松度过转型。没有这个过程，僵尸企业就会长期占有社会资源并拖累经济，让社会发展停滞，甚至蕴含着危机到来的风险。清理僵尸企业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过程，这里不要指望有收入增长。即使是在传统行业的基础之上转型升级，哪怕只是一个“互联网+”或“+互联网”，也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更何况转型升级可能需要的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因此，简单地将转型升级的行业收入状况与财政收入比较，是不可取的。

　　财政收入增速的快慢，从根本上说，是各行各业经营状况的集中体现。一些新行业在兴起且快速发展。电商兴起，让传统商业哀鸿遍野。时势使然，与其哀叹，莫如寻找更新的突破口。新行业的发展自然也会在财政收入上得到反映。

　　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水平，是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的。特别是，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旺盛，历史欠账和未来发展都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其实，更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财政收入水平有多高，而在于财政收入用到什么地方去。关于宏观税负问题，争论了很多年，最终莫衷一是，就是因为如果只看收入一侧，那么永远没有统一的答案。什么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宏观税负和小口径宏观税负，各种名词都用上了最终还是没法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联系起来，共识才可能达成，问题才可能化解。如果社会共识是希望政府多做点事，希望政府来做市场和社会所不能做的事，那么这就不可能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再者，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扩大财政支出，没有一定的收入水平，财政政策目标也是无法实现的。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增速，才可能为财政支出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因此，对财政收入增速要有充分的理解。

　　支出一侧当然还有不小的结构优化空间。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事就应该坚决不做。特别是与政府越位有关的事，扭曲市场，妨碍社会活力的释放，财政支出应该果断斩断情丝。这是财政支出效率改善的基础。即使是总体投向符合要求的财政支出，也应该让支出更加有效。如今广受关注的财政存量资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支出制度不够合理所致。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仅影响财政支出效率，而且钱花不出去的同时，政府该做的事就没有做，最后破坏的是整个社会的效率，妨碍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财政支出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财政收入应该适应这一动态变化的需要。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有许多制度改革需要财政资金配套才能顺利进行。这样的配套资金需求具有暂时性的特征。一旦改革完成，资金需求就会大幅度减少或不复存在。人口结构在加速变化，特别是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需要政府为应对老龄化做好战略储备工作。可以预期，未来财政支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将用于老人，不仅仅是养老金，还包括大量与老人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支出。这方面的负担不可低估。说严重点，如果说现在大家关心的财政风险源是地方债的话，那么5至10年后，财政风险源将更多地转移到社会保障上。仅仅想通过做实个人账户来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将是缘木求鱼。个人账户中的资金有多大的购买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在任何社会，没工作的人总是靠工作的人来养。只要工作的人少，货币购买力就可能下降，特别是劳动力供应短缺可能让养老服务的人工支出大幅度增加，最后的兜底者只能是财政。显然，财政压力也需要适当的释放渠道。这就需要社会的综合改革，如调整人口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支出压力。

　　总之，财政收入增速快了点，从现实来看，这至少不是一件坏事。（作者：杨志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