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的宣太后时代

　　“宣太后”名号，就现有资料看，是中国出现“太后”称谓最早的实例。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太后”条写道：“《史记·秦本纪》曰：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始以为称。”“是太后之号，自秦昭王始也。”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一一《事物考》也说：“秦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是太后之号始于此也。”后世历朝多次出现的“太后”干政甚至主政的情形，也实自“宣太后”始。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太后”，这位女性的政治表现在许多方面也堪称第一。

　　　宣太后时代秦国力的兴盛

　　宣太后将国家管理权力全面交给秦昭襄王，马非百《秦集史》以为“当是时，昭王四十一年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可以理解“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时，开始考虑削弱宣太后的权势。这位女子执政长久，秦人取得的“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以及“数困三晋”等成就，都是在“秦太后、穰侯用事，……卒无秦王”的阶段实现的，都可以看作宣太后时代秦人向东挺进的胜利。

　　在宣太后主政时期，秦史频见军事告捷与政治成功。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昭襄王元年（前306）至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对魏、韩、楚、齐、赵多次主动攻击，可统计的“斩首”记录合计43万。二十九年（前278）白起攻楚，占领郢，迫使“楚王走”。这是战国时期秦军远征第一次攻陷敌国都城。二十七年（前280））“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都是在远离秦本土关中的地方发起大规模进攻。后来指挥长平决战，歼灭赵军主力40余万人的名将白起，作为军事明星在宣太后时代即已开始上升。“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二十七年，……白起攻赵”，二十八年（前279）和二十九年（前278）“攻楚”，白起已经以“大良造”身份统率远征军了。在“取郢”之后，白起得到了“武安君”的封号。

　　秦昭襄王九年（前298），“孟尝君薛文来相秦”，是秦国引入东方人才推动行政进步的特例。这一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得到秦东陵1号墓出土文物的证明。“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一年（前296），秦抗击了“齐、韩、魏、赵、宋、中山”联军的进犯，又与韩、魏单独媾和，使得攻秦军事同盟解体。十七年（前290）“东周君来朝”，二十九年（前278）“周君来”，则都是重要的外交成功。十二年（前295），“予楚粟五万石”，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物资援助。

　　商鞅变法显著推动了秦富国强兵的进程。但正如司马迁所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诸多言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他感叹道：“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在秦“受恶名”，但是正如《韩非子·定法》所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宣太后亲身经历过“车裂商君”事件，对于秦惠文王处死商鞅但坚持贯彻“商君法”的政策把握可能有较深层次的理解。《韩非子·和氏》：“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问田》也说：“秦行商君而富强。”宣太后时代仍然坚持了“行商君法”的政治方向。著名的蔡泽与范雎的对话，七次说到“商君”，都认为他“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为人臣尽忠致功”。蔡泽甚至赞誉商鞅：“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又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可见宣太后时代秦国的社会舆论，对商鞅的“忠”与“功”是正面肯定并给予同情。宣太后因推行“商君法”非常坚定，对商鞅的认识和评价也许较秦惠文王时代更为客观公允。

　　“义渠戎”问题

　　秦文化深受西戎文化影响，东方国家长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秦人因为突出的进取精神和英雄主义，被东方人看作“虎狼之国”（《史记·苏秦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孟尝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但正是这种文化特征，成为秦得以通过战争手段和军事方式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

　　《史记·匈奴列传》说，“义渠”为“西戎八国”之一，在“岐、梁山、泾、漆之北”。据《史记·六国年表》，秦厉共公六年（前471）“义渠来赂”。秦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伐秦，侵之渭阳。”秦与义渠之间，实力强弱与攻守关系有反复变化。秦惠文王时，秦与义渠的关系因秦国力的上升出现新的形势。秦惠文王七年（前331），“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义渠君为臣。”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王北游戎地，至河上。”秦惠文王通过义渠控制的地方北至“河上”。这正是芈八子为“惠王之妃”（《史记·穰侯列传》司马贞《索隐》）时。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占有了今陇东、陕北和宁夏大部地方，直接与草原胡族接境。

　　当时，范雎见秦昭襄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这段文字，说明“义渠之事”是当时军国公务中最“急”的大事。秦昭襄王虽参与处置，但是需频繁请示太后。宣太后无疑是处理义渠问题的最高决策者。“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这一决定秦西北方向战略形势的军事行为，由宣太后主持策划和指挥。

　　宣太后以“起兵伐残”的方式解决了义渠问题，即大致控制了西北方面。从魏国得到的西河、上郡以及此次平定的陇西、北地，成为秦稳定的后方。秦军东进因此不再有后顾之忧。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说：“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秦惠文王时代兼并巴蜀，宣太后作为“惠王之妃”，应当亲历了这一成功的战略决策的形成。此后，“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而对于秦的北方和西北方的进取，宣太后的成功，其意义可能并不逊于她的夫君对巴蜀的兼并。宣太后实现对上郡、北地的控制，创造了使秦国上层执政集团可以跨多纬度空间控制，实现对游牧区、农牧并作区、粟作区、麦作区以及稻作区兼行管理的条件。这是后来对统一王朝不同生态区和经济区实施全面行政领导的前期演习。当时的东方六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从事这种政治实践的条件。

　　关于“昭襄业帝”

　　《史记》有“昭襄业帝”的说法。另一例“业帝”字样的出现，也见于《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称颂刘邦击败项羽随即建国的功绩：“诛籍业帝，天下惟宁。”其实，更早使用“业帝”这一语汇的，是与宣太后同时的名臣蔡泽。《战国策·秦策三》记载，蔡泽与范雎交谈时，说到名将白起的战功：“楚地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再战烧夷陵，南并蜀汉，又越韩魏，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秦业帝。”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记述是：“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越韩、魏而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可见，所谓“昭襄业帝”，就是说秦昭襄王时代“使秦有帝业”。而我们知道，蔡泽说这番话的时候，距离范雎对秦昭襄王说“闻秦之有太后……，不闻其有王也”，不过数年。大致可以说，“使秦有帝业”的形势，主要是在“太后擅行不顾”，而“无王”的条件下生成的。

　　秦昭襄王时曾经称“帝”。《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秦王称“东帝”，齐王称“西帝”的史事：“（秦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史记·赵世家》说：“秦自置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湣王说：“秦使魏冉致帝。”可知秦、齐短暂称帝，是“秦自置为西帝”在先，而秦“致帝”于齐，应当是为了战略合作的需要。秦昭襄王十九年（前288）“自置为西帝”，无疑是由宣太后亲自设计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