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2015“奇葩证明”：让群众无奈让总理愤怒

　　中学数学试卷里有一种题型，叫做几何证明题。这种证明题会提供若干个已知条件，据此推演求证一个结果。

　　解答这类题目，考的是对几何知识的灵活运用，培养的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很多人说，数学是思维体操。

　　不过，如果需要求证的结果是个伪命题，即便是费尽了脑细胞，甚至走火入魔，可能也证明不了。

　　比如，已知条件一：“我”；条件二：“我妈”。求证：“我妈是我妈”。

　　这样的证明题，是让你哭笑不得还是欲哭无泪？不管怎样，这道题曾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的群众，为之取名为“奇葩证明”。

　　“奇葩证明”在2015年曝光、现形。随之而来的，有各种吐槽、批判，更有相关部门的治理、整顿。

　　所幸的是，在已经起步的2016年，我们或许可以向“奇葩证明”说声“再见”。

　　群众办事难

　　一些话题的源起，总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证明我妈是我妈”也是如此。

　　那天，“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主人公是陈先生。

　　话说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在办理证件时，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陈先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陈先生需要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

　　可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在陈先生为此感到头大时，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

　　先不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一句“证明我妈是我妈”，如同当年《大话西游》里那句经典台词一样，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曾经遭遇类似“奇葩证明”的群众，找到了一个吐槽的发泄点，一时间，有着真凭实据、切身体会的各类跟帖充斥网络。

　　“我妈是我妈”不好证明，但更不好证明的是，“我是我”。

　　陶先生2001年到北京工作，户籍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2001年，陶先生结婚。当时，结婚证上的身份证还是15位数字，尾号是“251”；2003年，陶先生的儿子出生。出生证上，陶先生的身份证尾号还是“251”。到了2004年，身份证号升为18位，陶先生的身份证尾号变成了“2611”。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此事。

　　2006年，陶先生的户口迁至北京。因为身份证号码的变动，陶先生必须证明“我是我”。为此，陶先生在北京和驻马店之间跑了7趟。后来，陶先生回到驻马店，到原籍找到邻居开出证明：“我是在这出生的、长大的”，这才艰难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没成想，证明“我是我”的遭遇又在2015年发生了。陶先生的儿子要去美国旅行办理签证，因为未满16周岁，办护照的时候必须要有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可陶先生对比身份证和儿子的出生证明，发现身份证尾号不一致。这次，陶先生又得证明“我是我”。这一次，陶先生是拿着结婚证，才证明了自己。

　　俗话说，山外有山。对于“奇葩证明”来说，也是如此，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就好比证明“我还健在”。

　　有媒体微博发文称，福建省漳州市一位74岁老人到电信局办业务，被要求出具健在证明。老人没办法，只能找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为了让老人少走弯路，只能开了证明：“老人健在，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身份证户口本都还在，还要开健在证明，有必要么？”

　　当然，事后，电信局也作了说明：当事人是原电信员工遗属。为了确保抚恤金发放准确无误，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供领取人健在证明。开具的健在证明是领取抚恤金的需要，与办理电信业务无关。

　　不管是领取抚恤金，还是办业务，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还需要健在证明吗？

　　“‘奇葩证明’泛滥背后折射的是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之所以出现大量证明“我×是我×”的吐槽，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对自己的权力清单不是很清晰，没有厘清自己的权力边界，另一方面，政府的办事流程不够精简，治理能力不高，服务意识不强。个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存在这样一种诿责行为——“我只要拿到证明，我就没责任了，反正我起到把关、审核的作用了”。正是因为这种各自为政的诿责行为，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奇葩证明”，尤其类似“连环套”的证明，体现出一些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管理分割、不愿担责、服务意识差等一系列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的观点是，在简政放权过程中，一些企业事业单位还在不断要求群众开具各项证明，这是一种很冲突的现象。现在社会治理要求很高，为了防范社会风险，保证社会稳定和社会基本秩序，一些单位出于自身的警戒，增加过多的各式证明手续。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过多地借助传统管理手段，必然会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增加群众生活负担。

　　办事员也无奈

　　“奇葩证明”让群众无奈，更让总理愤怒。

　　就在“我妈是我妈”的故事讲完不久，2015年5月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在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引入“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事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并费解地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随后的6月，公安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相继表态：

　　外交部负责人表示，外交部门将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为中国公民和机构更加便捷地走出国门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努力为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提供优质的领事服务。

　　旅游局负责人表示，旅游部门将针对有游客反映的少数旅行机构要求公民提供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甚至借机收费等，严格服务标准，规范市场秩序，做到公开透明可查，让证明的公章“少旅行”，让办事的群众“不受伤”。

　　公安部负责人表示，公安部已部署各地认真清理本地有关户籍证件使用管理的政策规定，全面梳理证明的种类，该取消的要取消，该合并的要合并，必不可少的证明要清楚告知。

　　公安部的承诺迅速“落地”。

　　2015年8月22日，公安部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晒出18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包括生存(健在)证明、死亡证明、偿还能力证明、婚姻状况证明、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并且一一注明哪些证明由哪个部门出具、哪些证明压根儿就不应随便出具。

　　不过，即便公安部列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但一些单位的“奇葩”举动让基层民警纠结。

　　“经查询公安信息，未发现该人在本辖区居住期间有违法犯罪记录。”

　　“同意查询意见。2015年9月14日。”

　　2015年9月14日这一天，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磁灶派出所王警官进行了一次“违规”操作。他在一份由个人申请提交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上签字盖章。

　　王警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尽管公安部新规已经出台了将近一个月，但仍有很多群众到派出所要求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他作为一名警务工作人员也颇感无奈。

　　事情发生在9月14日下午。当时，王警官在派出所里接待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办事人员。“他一进门就要求我们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但现在这个证明已经不能由个人申请开具了。”王警官说，当时，申请人了解到情况后很着急。一问原因才知道，他在河南省开店要办营业执照，被要求回户籍地派出所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为了开份证明，申请人千里迢迢专门从河南回到福建，而且他是个体户开店，上哪找单位去。”王警官说，“查阅了相关信息后，我当时就给开了，因为我怕他开不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