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于3月10日上午9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鸿钧】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发展已步入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李克强总理在不久前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指出，“基础研究是关系能否早日实现质变突破的带有决定性的因素”，并且强调：“基础研究大多是公共产品、是短板，国家财政无论多么困难，都将持续加大稳定支持力度”。在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下称《改革方案》）中，又对财政科技管理做出重大改革。能否通过本轮改革，进一步增强基础研究在创新驱动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将深刻影响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令科技界高度关注。为此，我就《改革方案》实施提几点建议。
一、做好政策衔接，积极稳妥实施《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要求整合中央各部门管理的各个科技计划，这势必涉及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简称《规划纲要》）部署的各大研发板块及其运行模式的调整。《规划纲要》是数以千计专家历经两年、在对当时的国情和国家需求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由国务院按照严格程序制定的一部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因此对其所做的必要调整，均要按照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依法依规地进行。建议有关部门对现有各大科技计划的成就和问题做认真梳理，分门别类地制定改革方案，安排好新老计划和政策的衔接。对原来的计划体系，既不全盘推翻，也不只换马甲，关键是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分类实施细则要在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制定，按程序稳妥施行，切忌计划管理上“齐步走”、“一刀切”。
二、稳妥推进优化整合，确保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引领能力稳步提升。
1998年，我国启动了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该计划实施以来，在农业、能源、信息、健康、资环、材料和前沿交叉等领域，研究解决了一大批制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我国传染病防控、高铁、航天等重大经济和民生工程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
根据《规划纲要》，从2006年起，我国还在纳米、蛋白质等重大科学前沿，为培育未来的“重大科技专项”，超前部署了若干“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这些战略部署是战略科学家们在对未来科技与经济发展趋势做研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关系到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建议《改革方案》的“重点研发计划”中，继续加强对这些研究的支持，并给予动态调整。
三、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其对国家贡献之大和贡献之处往往无法预见。例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气象学家沃森—瓦特在利用无线电波探测大气电离层的基础研究中，偶然发现可用此对暴风雨甚至飞机进行定位。到30年代，该项基础研究导致他成功研制出雷达试验装置。1938年，英国利用他的原创，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防空雷达网。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靠这一技术领先优势，在抗击纳粹德国的轮番空袭中，每次都能为英国赢得20分钟宝贵的预警时间，使其900架战机以逸待劳，成功抵挡了德军2600余架飞机的进攻，为英国在关键战役的获胜立下大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近年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去年已超过GDP的2%，但投入中基础研究比例不足5%，仅仅是发达国家比例的1/4。这一长期亏空，是导致我国原创能力和氛围不足以及企业对科技成果识别和承接能力低下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目前中央财政民口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比例约占15%，美国联邦政府民口科技投入中超过50%用于基础研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要遵循其特点和规律，不宜追求短期效益，要着眼长远，给予持续稳定支持。建议在《改革方案》实施中，调整科技投入格局，逐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争取到2020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提高到30%（翻一番），促进其与技术开发及产业发展的协同贯通，充分激发基础研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