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有些干部却把新常态当做“为官不为”的挡箭牌。如何看待“为官不为”对经济增长、深化改革的影响？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要求下，如何根治“为官不为”、深化作风建设，让干部既廉又勤，干净干事？今天的新华网2015年全国两会《新华访谈》与您讨论备受各界关注的“为官不为”现象。
访谈嘉宾：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宋立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王满传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高波
新华网特约评论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陈芳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新华网特约观察员陈芳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做客新华访谈，谈新常态不是“为官不为”的挡箭牌。图为访谈进行中。新华网 陈竞超 摄
新常态下慢不得 贻误时机担不起
主持人：去年GDP增长数字是7.4%。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但我们发现，当前有的人对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出现了泛化和偏颇的倾向，有的人认为经济下行就是新常态。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新常态和速度的关系？
宋立：2014年我们取得7.4%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和我们差不多的缓慢下行趋势。中国取得7.4%的成绩，应该说比其他主要国家都要高得多，而且我们的总量很大。另外，当前处在动力机制转换过程中，速度会有些减缓。
由高速增长转入到中高速，这并不意味着新常态下速度就会一路下行，每年比上年降低，这是不成立的。速度这个东西要辩证地看。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是去掉过去的那种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不要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和就业、财政收入、人民生活水平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就业，就没有财政收入，企业没有效益，大家的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
主持人：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经济下行，“为官不为”似乎也有理由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某其政，该办的事不办。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会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它与经济增长是否有关联？
陈芳：全球经济普遍复苏乏力，不少国家都面临下行压力，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发展好比长跑竞赛。在世界舞台上，各国都是长跑者，既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也要拼耐力。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来说，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还是第一要务，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要用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难题。产业要从中低端到中高端迈进，也要靠广大干部率先作为，不断攻艰克难、爬坡过坎。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官员慢作为、不作为，就会贻误发展的好时机，长期下去就会让中国经济降速甚至失速，这样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
主持人：对于“为官不为”，李克强总理在2月9日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已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政策措施，启动了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有效但还不够理想。去年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少有的。这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
陈芳：刚才列举的数字多少还是让人意外的，虽然只是个别领域工程重大投资出现的问题，但还是反映了当前一些干部的精神状态和作风行为上存在问题。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争项目、拉投资不惜代价，甚至“跑部钱进”，而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常态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一方面是有些干部拖拖拉拉，对新常态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对引领新常态的工作能力跟不上。新常态不惟GDP，一些地方和干部就开始走极端，认为既然不考核GDP，工作积极性就下降了。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尤其是在基层，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也屡屡发生。不作为，不能成为新常态下的干部作风常态。
主持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官不为，会对经济社会大局产生什么影响？
宋立：过去30年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干部队伍。在当前阶段，我们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如果这时候干部不作为，影响是比较大的。
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我们处于动力机制转换过程中，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能不能形成。如果这个时候不作为，那很可能导致新的动力不会形成，就可能出现“换档失速”。一旦失速，影响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如果不保持中高速，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的说，我们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受影响；远的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难以实现。为了保证换档不失速，各级干部要有好的作为。
深化改革等不得 否则易走回头路
主持人：2015年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不少改革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期，如果“为官不为”，会对改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满传：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依赖于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来落实，需要各级公务员用创新的精神，更加投入地工作，把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如果各级政府官员或者说少数人不主动作为或者敷衍了事，改革措施很难落实到位。
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有两个影响，一个是对改革的进度产生影响，让老百姓对改革产生置疑，影响整个改革的氛围；另一方面，改革落实不下去、产生不了效果，相关其他方面就可能出问题，改革就会走回头路。
陈芳：庸懒慢，是不少官员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小问题。但正是因为一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很多改革推进中出现“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2015年，全国多地发生了出租车暂停运营事件，讨论半天还是离不开出租车“份钱”。其实这些年来两会中不少提案议案都对此有所涉及，有关部门也花了一些力气去研究。但“份钱”这个堡垒并没被攻破。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用智慧破深水区难题、啃下硬骨头，更是等不得、慢不得。民生无小事，遇到了难题该绕着走还是迎难而上，恰恰就是衡量干部作风的标准。
主持人：一些人认为，政府搞放权，很多事就可以推给市场了，这是否意味着就可以一放了之？“简政”和“不干事”有什么区别？
王满传：从改革角度来说，减政的目的一是要把过去政府越权乱伸的手缩回来，把市场的权力、社会的权力放给他；二是提高效率，简化程序、加快进度。对于政府来说，该承担的事必须承担。
不干事，是说该干的事不干，该担的责任不担。简政放权从某种角度讲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对做事方式和做事的质量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改革不是靠喊口号，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大的历史担当。
作风建设虚不得，“官娇”不能是常态
主持人：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这样的新常态对干部执政理念提出了新要求。为什么一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症？这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官员心态？
高波：过去很长时间里，有的领导干部手伸得太长，利益输送的网编得太密；有的干部患上了权力依赖症、责任软骨病；有的干部比的不是谁会干事，而是谁会“做人”。那么随着政风反腐高压越来越强，社会上出现了“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的论调。用我的话说，就是一种“官娇”，撒娇。
我们国家进入到经济新常态，广大执政团队当中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应该进入到作风新状态，政治新生态，反腐新常态中。如果为官不为，就是尸位素餐，拿了国家的俸禄不干事。就好比我们坐飞机了，突然飞行员说我很不爽，大撒把了，那一飞机人的生命和安危谁来负责？
陈芳：去年以来，为官不为的“太平官”在多地受到处理。这也引起很多人讨论，难道干部不贪不腐也会被问责吗？现在看来，在新常态下，碌碌无为的干部不好混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讲当官为了谁的问题。为官不造福一方，而是先想着出了事谁来担责，没有“油水”的事是不是就不管，这还是利益观除了问题。以前觉得贪污受贿才是腐败，新形势下，庸懒慢也是腐败。当官就要守土有责，为官不为就不要做官。
主持人：总书记提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为官不为，会对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什么危害？如何做到让干部既廉又勤，干净干事？
高波：正如领导同志强调，新常态下干部应该更加既勤又廉，干净干事，也包括我们所谓的忠诚、干净、担当。这些要求和素质实际上是更高的标准。党纪严于国法，越往后执纪的标准会越来越高。
作风建设也是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讲？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我们的党风、政风、行风直接影响社风、民风，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代表着我们的组织效率、组织文化，决定着我们的价值趋向。因此，它不仅仅只具有作风本身的意义，用领导人的话来讲，“作风是一张名片”，它对于整体改革航船的方向，对于利益格局的调整都有实体性意义。
在新常态下，除了经济指标外，还有幸福指数，公平正义等等重要的衡量标准。不管是为官者还是围观者，其实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干事？干得怎么样。所以能否实现这些要求，和党风政风息息相关。
我想起巴非特先生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在游泳”。在执纪越来越严的过程中，懒政、怠政者就会“见光死”。
治理“不为”拖不得，精神面貌新状态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始终把现代化建设使命扛在肩上，始终把群众冷暖忧乐放在心头。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那么，我们刚才讨论了“为官不为”的原因和危害。接下来，如何治理？怎样问责？
王满传：“为官不为”的现象已经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接下来一年，我认为，首先要让地方政府、各部门官员知道新形势下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新形势下到底该怎么为。一是列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对官员要有明确要求，承担责任。二是调整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对官员提出要求。
宋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出台了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方法。其中减少了经济发展类指标的比重，增加了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指标。
高波：我们说不唯GDP，不是不要GDP，接下来是考虑怎么去填补GDP之外的空白地带。有两方面很重要，一个是改革。依法治国，依规治党进入到新常态，是不是有法治GDP、作风GDP呢？我们要对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二是要监督，包括问责。王岐山书记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再不作为的话就要算算账了”，从战略重点上，前一段时间可能主要突出治理的是乱作为，但不等于纵容不作为。所以再接下来，我想考核方式也应该增加一些新元素，比如能不能把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更加开放和多元，不要变成少数人来评价少数人，让我们党员群众，让我们的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能够做实。包括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手段，对政情、政绩有更多监测手段。在这个基础上，拿起问责手段。
中央纪委有关领导在公开访谈中也谈到，2015年将是问责年，对于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的干部，现在也要算账了。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
主持人：除了严肃问责外，还有什么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官员做事的“动力源”呢？
王满传：要解决官员认识中有作为的动力在哪儿这个问题，调动他的积极性，也要分析为什么一些干部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没有积极性心态，是不是与待遇有关？是否与目前的干部人事制度有关？我到基层调研发现，一些县提拔干部是按照年龄划线，50岁提不到副处就晋升无望，提前退居二线了，而在县这一层，四五十岁正是干事的时候。没希望自然就喝茶打牌去了。干部人事制度中央明确要改革，要采取新的措施。
另外，对于怎么样创新，在简政放权之后不再审核后在怎么样创新和提高能力方面要采取措施，不但只拿鞭子，也要有胡萝卜，要扶上马，用综合措施应对问题。
陈芳：身在岗位就该有作为，这既是依法履职的要求，也符合反腐倡廉的规定。解决干部工作的动力源问题，就是要让有为干部有位，要形成这样一种良性激励机制。我们看到，中组部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这是很好的考核导向。另外，对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员调资，不断激励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也是从待遇留人的角度给踏实干事的干部给予更好保障。对于公务员和广大干部而言，要让他们也能够体会到为民做事的职业尊严。
主持人： 好，感谢几位嘉宾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多的话题。新常态的概念不能被无限泛化，不能偏颇认识。新常态下官员不但不能不作为，反而要奋发有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一句话，新常态不能成为官员“为官不为”的挡箭牌，而要成为更加有为的新起点。感谢各位网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访谈，感谢各位嘉宾的作客。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