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托海水电站建设的前前后后

可可托海镇生活区一角对比。

　　“不顾家的”丈夫

　　1962年2月，水利部资金批准下来，可可托海要复工了。西北设计院火速召集我们，直接从南疆去可可托海。

　　可是我太太怎么办？我说可不可以带着她去新疆，上级同意了。

　　我太太是万里寻夫。从三水到兰州，又从兰州到可可托海。当时火车还只是通到尾垭，我到尾垭接她，这次她懂普通话了。

　　重返可可托海，我们继续修隧道，建厂房，而大坝的部分，因为当初木笼坝的失利，就交给新疆水利厅。新疆水利厅设计了钢筋混凝土坝，在河道的西侧开挖了一条泄洪洞。

　　三年过去了，大坝却还没建起来。一个是因为地下防渗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二是缺少专业水利施工人员。

　　我的太太随我到可可托海，一年左右，她怀孕了。1963年5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在这里出生，名叫海燕，意思是“可可托海的燕子”。

　　她出生时身体就很弱，我太太没有奶水，奶粉又很难买到，连鸡蛋也没有。

　　我家隔壁的工人是少数民族，会插鱼，插着大鲤鱼，分一些给我们吃。

　　此时的可可托海，吃的东西比我第一次去时困难得多。我们吃高粱米，是原来喂马的，面粉和大米很少，过年时才能吃一顿米饭。可可托海的白面不是纯的，混着沙子，吃起来咯吱咯吱响。我常常自嘲，一辈子胃这么好，可能也是长期吃沙的缘故。

　　肉很少能买到，不过有个好处，羊杂碎、羊脚、羊头论麻袋卖，一麻袋几元钱。冬天挂几个羊头在外面冻起来，要吃的时候割下来一块，慢慢烧，味道很膻。

　　饮食这样艰苦，小孩顶不住了。海燕5个月大的时候，我把太太和她送回了兰州。

　　我太太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小孩又体弱，我不在身边，慢慢地她就患了产后抑郁，后来又变成了癫痫。上一秒还抱着小孩睡觉，下一秒发病就把孩子扔到了地上。两三分钟后才清醒过来，抱着孩子一直哭。

　　领导说考虑到我负责的厂房、隧道工作已基本完成，让我回了家。 刚回到兰州，我就亲眼目睹她发病。

　　这么多年了，她总是说，你不顾家的。

　　中国第一次沉井防渗

　　我在兰州，妻子的病一直没好。 当时的可可托海，大坝始终立不起来，再拖下去矿山就无电可用了。水利部组织了三年大会战，必须割掉这个“烂尾巴”。

　　大坝工程再次交给我们设计院。设计院组织了包括水机、电器等二十几人的整套团队，到可可托海现场设计、现场修改。水利部派出第二工程队做水利施工，并从可可托海矿务局调来2000余人参与建设。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仍是地下防渗。当时还没有后来密云水库的防渗墙技术，灌浆灌不成。

　　陈飞和我提出“沉井”。那时我比较大胆，看过一些资料，国外有沉井截墙。所谓沉井，就是先做混凝土的尖嘴结构物，靠它的自身重力下沉，人在井内不断挖土，尖嘴一路下沉，同时在上面一圈一圈加混凝土，最终插到岩石上，最后向井中灌注混凝土。一个个沉井连起来一串，最终拦截地下水。

　　不过，当时在国内别说施工，大家听都没听说过。

　　1964年底，我们在兰州夜夜赶制图纸，可可托海方面开始进行沉井实验。

　　水利工人谁也没做过，都在摸索。钢筋混凝土的尖嘴插板插下去，人要抓紧挖，挖的同时还要注意垂直方向和角度，不要卡住石头。尖嘴稍有不慎就会歪倒，得赶紧纠正、平衡。就这么一路掏空，一路纠正，一路下沉，第一口沉井终于试验成功。

　　工地实验通过，施工单位认可，设计院拍板，沉井式防渗方案确定。

　　1965年3月，我们一行二十几人从兰州出发，有我这样去过可可托海的，也有年轻人，没有一个带着家人。

　　我也顾不上生病的妻子。我一直以来都讲，人生这些年，真的是要对国家做贡献。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的校长蒋南翔说，让我们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以上。我尽量要求自己，对国家贡献的越多越有价值。

　　设计院为我们开了誓师大会，大家很激动，我还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现场设计为方向，不亮明珠誓不还。”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可可托海电站发了电再回来！

　　这一去就是三年。 整个沉井工程持续了半年以上。二十几米深，一排二十几个，连成一串。

　　沉井必须在枯水期施工，也就是当年10月到第二年5月。可那正是可可托海最冷的时候。每天24小时三班倒，昼夜不停。工人们在冬衣外面套上胶裤子、胶鞋，因为下挖的同时，不断有地下水渗出。

　　工人们很艰苦。5米乘4米的深井，每次两三个人下井施工，有铲有挖，还有人放炮。挖出的有大石头，也有小沙子，大石头可能有一两米高。 工人们从水里捞沙子，地下水渗出太多的时候，赶紧顺着井壁的梯子往上爬，抽水机加紧抽水，堵一堵，再下井继续。经常要通宵施工，可可托海的大风冷得不行，工人们开玩笑说下井反倒更暖和些。

　　1965年冬天，两位哈萨克族工人带着我们上山。坝区山高100米以上，雪深路滑，一下没踩住就可能从悬崖上滚下去，粉身碎骨。哈萨克族工人很实在，下山时担心我走不稳，就用绳子绑住我的腰，一个在后面拉着我，一个在前面挡着我，一路这样保护着我。

　　哈萨克族的同事，对我们真的很好。

　　沉井解决了防渗难题，滚水坝可以正常施工了。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终于顺利发电。

　　那天晚上七八点，我们设计组的人驱车从海子口到二厂房，坐吊笼穿过136米的竖井，来到地下。机器已运转很稳定。不过正是“文革”期间，大家谁也不敢喜形于色，没有激动，没有流泪，但内心都是非常高兴的。

　　从厂房回到家，一首诗已经在我心中酝酿成型——“八年寻伏虎，今日喜降龙”。

　　三年前离开兰州时，太太刚怀上我的二女儿。三年后我回到兰州，小孩已经到处跑了。

　　从1959年我第一次到可可托海，到1967年顺利发电，经过八年艰辛波折，我们终于胜利了。（记者王斯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