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趋势反转的迹象愈来愈明显

《高思在云》，朱云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我在多年前的一次演讲中把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称为“巨变时代”，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

　　在历史分水岭上，我们能够观察到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其或多或少都跟中国有关

　　站在这个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历史趋势的四重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与反转，或多或少都跟中国兴起有关。

　　第一重趋势反转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这个历史结构形成于后冷战时期开端，到目前为止不过20余年，所以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周期。1990年代海湾战争后，美国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强权，它一手主导苏联瓦解后的新国际秩序。但是这个单极体系不到20年就出现根基动摇，所以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历史趋势，而更像是一个特殊历史空隙中出现的“例外”。我把它视为一个历史趋势，是因为这个单极体系曾经被认为是结构牢固、无可逆转的。

　　第二重趋势反转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第三波民主的起点是1970年代中期，高潮是1990年代初期。大家都还记得当年弗朗西斯·福山的盖棺论定论述，断言人类已经走到文明演变的终点站，没有其他体制可以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这样一种志得意满的情绪，今天来看是明显过头了，这个历史趋势只维持了将近40年就出现退潮。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是民主体制扩散的黄金年代，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民主化浪潮的动力已经明显衰竭，民主崩解的案例陆续增加；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尽管还勉强维持民主的门面，但民主的内涵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腐蚀，人民只能忍受各种形态的劣质民主与反复出现的治理危机。美国民主体制也一步一步走向衰败，不但不能作为新兴民主国家的榜样，反而成为散播劣质民主的最大感染源。

　　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就像第三波民主化一样，这不是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历史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为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打下了基础，这个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趋势，更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发展到前所未见的高峰，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吸纳进这个全球经济体系，所有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都被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宰制。但是随着“华盛顿共识”破灭，美国金融泡沫破裂，西方社会经济增长引擎熄火，以及愈来愈令人发指的贫富悬殊出现，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激进的变革呼声，甚至濒临动乱的引爆点，这个推进了将近60年的历史趋势，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危机。

　　第四重趋势反转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也可以说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四重历史趋势反转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300年长期历史大趋势的反转。在18世纪初期，中国、印度与伊斯兰教世界仍与西方分享世界舞台，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非西方世界一一落入西方的宰制，西方国家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然而，正如新加坡马凯硕教授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中所言，进入21世纪后，世界权力的重心明显向亚洲移动，亚洲将成为人类历史舞台上的要角。“新亚洲半球”的崛起，可以跟20世纪崛起的西半球一样，撑起半边天；世界舞台上西方国家独占鳌头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

　　欧美社会的有识之士均不约而同地提出警世之论：西方国家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

　　最近几年，这四重历史趋势出现反转的迹象愈来愈明显，也难怪许多欧美社会的有识之士均不约而同地提出警世之论：西方国家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从《新闻周刊》前总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所宣称的——我们正进入“后美国世界”以及正面临人类近代史中“第三次重大的权力移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韦伯与另外两位年轻同事所描绘的“没有西方的世界”，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所宣称的“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已经结束，21世纪将是一个无极世界”，他们的共同语言没有别的，就是西方国家要准备迎接一个崭新的全球权力结构。

　　过去世人为美国无与伦比的超强国力所震慑时，无法看清这个单极体系的结构也有脆弱的一面。当选举式民主被树立为唯一具有正当性的政治模式时，大多数人就选择性地忽视“民主门面”背后的权力腐化、寡头垄断与民意操弄，同时世人也就轻易接受西方媒体对“非民主体制”近乎妖魔化的描绘。过去“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支配解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非西方世界多样的现代化经验经常被削足来适履，硬被塞入“一元现代性”分析架构，不同文化传承下的现代化路径与形貌的重要差异被刻意忽略或排斥。现在回头来看，其实“多元现代性”才是一个更贴近20世纪历史事实的概念架构，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到卡塔尔都是如此。

　　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情境

　　这四重历史趋势同时出现反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这意味着“一元现代性”的历史框架松动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现代性”的格局。过去在一元现代性框架下，衡量“进步”与“落后”的坐标是明确的，现在这个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开始受到质疑。这也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在面对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之选择时，享有更大的思维想象空间。与西方文明接轨未必是“进步”，与自身文化传承重新接轨未必是“落后”；非西方世界更有条件开展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因为西方世界加诸非西方世界的外部制约条件将愈来愈松弛。

　　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他们的发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物质文明的覆辙，因为地球无法承担；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必须另辟蹊径发展。中国与印度的知识精英更是责无旁贷，因为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两国的经济崛起对地球生态平衡的潜在冲击，将远大于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遗留的历史包袱。

　　这跟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完全不同，当时所有非西方社会都面临“选项压缩”的困境，选举式民主与美国式资本主义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在这期间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很难避免，许多全球层次的公共治理议题可能出现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迎接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来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朱云汉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科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本文为作者近著《高思在云》一书的序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