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听九位老兵讲述抗战故事

　　这是一张大约拍摄于1942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李杏阁端着碗给八路军伤员喂饭，伤员背后站着一个半截短发小女孩，名叫刘敬影(8月19日翻拍)。

刘敬影：我的家成了八路军的地下医院

　　这是一张大约拍摄于1942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李杏阁端着碗给八路军伤员喂饭，伤员背后站着一个半截短发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就是“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的女儿刘敬影，当年只有12岁。记者在河北安平县大何庄乡报子营村见到刘敬影时，她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老人的记忆力不算太好，但跟母亲一起掩护、护理伤员的事，很多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

　　李杏阁出身穷苦，17岁从邻县嫁到报子营村刘家，丈夫去世早，只剩下她和三个子女艰辛度日。爱憎分明、雷厉风行的李杏阁，当上村妇救会主任，投身抗日工作。

　　194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八路军敲开李杏阁家的门，抬进来一名叫刘建国的重伤员，从头到脚有枪刀伤十二处，血和棉衣冻在一起。刘敬影对这一幕印象深刻，“浑身是血，他疼得不行。”李杏阁给刘建国脱去血衣，用棉花沾开水擦拭伤口。每天晚上她都守在伤员身边，一会听呼吸，一会摸胸口，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去了，刘建国一天一天好起来。

　　此后，李杏阁在家中挖了两个秘密地洞，专门让八路军伤员隐蔽、疗伤。一次日本鬼子来到报子营村扫荡，突然闯进李杏阁家，鬼子闻到屋里有药味，逼李杏阁交出八路。“我娘指着刘建国说，这不是八路，这是俺儿子。刘建国脑袋上、腿上裹的都是破烂棉花套子，鬼子仍不相信。”刘敬影说。

　　两个鬼子气得呱呱叫，用枪托在李杏阁身上一顿猛戳，李杏阁坚决否认是八路。鬼子发疯似地用刺刀朝她前胸刺去，她身子一歪被刺中左肩，躲过致命一刀，鬼子听到集合号就撤回了。“我娘肩上流血，我用棉花套子给她擦血，等鬼子走得没影了，藏在地洞里的八路军医生出来给我娘上药。”刘敬影说。

　　随着需要掩护的伤员增加，李杏阁一家人又在屋里、猪圈里、菜窖挖了新洞口，她家成了八路军的地下医院。回忆起当年挖地洞的场景，刘敬影说，“我跟我兄弟在西屋夹道里偷着挖地道，挖出来的土撒到街上垫道，不敢堆成一堆，容易露馅。”

　　据了解，李杏阁曾掩护和护理的轻重伤员达73名，处理伤口、换药、洗绷带、烧水做饭、端屎端尿这些活一个人忙不过来，孩子们也帮着打下手，还负责站岗放哨。“有时候，我娘让我去街上的洞口、村外的战壕沟里给八路军送饭、送水，有白菜、高粱饼子，八路军战士问我，你不胆小啊?我说，我胆小就不来了。”

　　李杏阁一家人与八路军结下了深厚感情，伤员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娘”。1944年11月，冀中军区授予李杏阁“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这一年春节，著名作家、当时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魏巍和战友采访李杏阁，李大娘将自己亲戚刘秋华介绍给魏巍。从此，魏巍夫妻二人相伴一生、生死与共，并与刘敬影一家人长期保持联系。

　　1945年，李杏阁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1964年12月，63岁的李杏阁因病逝世。如今，李杏阁的后人仍然珍藏着那枚群英大会银质纪念章，还有2005年11月魏巍亲笔书写的李杏阁母女抗战拥军事迹证明信。(王文化 王民)

“一死报国，来生相见”——衡阳保卫战“最后一电”发报者卢庆贻的追忆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相见。”1944年8月6日，保卫衡阳的战斗已经僵持了40多天，日军清晨从北门攻入衡阳城后不久，时年16岁的第10军军部报务员卢庆贻向外发出了军长方先觉率4位师长等人拟好的“最后一电”。

　　弹指一挥间，转眼70多年过去了。当年参战时，卢庆贻还是尚未成年的“黄髫小儿”，如今已是87岁高龄的耄耋老人。离开战场后，他回到了老家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勤耕苦作，生儿育女，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现在和老伴邓利文过着简朴祥和的日子。

　　尽管弱小的身躯已经有些佝偻，但老人依旧精神矍铄、行动敏捷。70多年前的衡阳保卫战中，他和大约一万七千名抗日将士一道，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苦战47天，在枪林弹雨中扛起了一个苦难民族不屈而坚挺的脊梁。

　　“我祖父母在长沙做生意，1928年我出生在长沙市南门灯笼街。”卢庆贻老人回忆说，1938年，长沙在“文夕大火”中沦为焦土，他随家人搬回湘潭老家。1940年，祖父过世，家里经济困难，他不得不辍学。1941年，他前往长沙谋生，恰逢第10军招收报务员，他就报名参加了考试，通过选拔以后接受了半年培训，随后被分配到第10军军部。

　　1944年，日军进犯衡阳，第10军奉命守卫衡阳。卢庆贻老人回忆说，1944年6月下旬，日军指挥官横山勇动用3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了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

　　“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了。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了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老人说。

　　此后，日军又分别于7月下旬、8月上旬对衡阳城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强攻。由于伤亡惨重，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又迟迟没有到来，第10军守城越来越吃力。最终在8月6日清晨，日军在守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从北门攻入了衡阳城内。

　　“6日中午，方先觉军长召集师长、参谋长在中央银行开会，最终决定放弃从衡阳城突围，并拟好了一道电报，交给我发出去。”卢庆贻老人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电报的具体内容，直到后来从日军战俘营逃出去后，才从报纸上看到这道表达第10军“一死报国”“勉尽军人天职”决心的“最后一电”。

　　当着记者的面，老人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整段电文。他说，这70多年来，他在心里千万遍默念过这道电报。作为非战斗人员，很庆幸自己能够在无比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中活下来，但是数千名战友却把生命留在了衡阳，为国家和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良恒 丁文杰)

“八百壮士”最后幸存者黄海潮口述抗战历史

　　“当时日军对七星岩洞里的军人恐吓利诱，但没有一个中国军人出来投降。后来我听见‘砰砰砰’响了三声，开始还以为日本人投手榴弹冲进来了，后来才知道是放毒气弹。”桂林保卫战“八百壮士”最后幸存者黄海潮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95岁的抗战老兵、广西全州人黄海潮在全州县一家敬老院向记者讲述桂林保卫战那段英勇壮烈的抗战历史。从1944年10月28日日军发动主攻至11月10日桂林沦陷，桂林保卫战的守城将士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有飞机坦克配合、装备精良的数倍强敌，孤军奋战，英勇抗击,视死如归，一些官兵拉响手榴弹、炸药包和日寇同归于尽，美丽的漓江被染成了血红色。这场战役也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黄海潮是广西全州县全州镇大新村车田屯人，出生于1920年9月，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参加过衡阳保卫战，战后任第31军131师391团运输连后勤排长。“日军攻下衡阳，企图一路经过桂林、南宁直接进到越南，想打通华北到越南的‘大东亚交通线’以支撑战争，这场大仗也叫豫湘桂战役。1944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桂林城防吃紧，我们部队奉命马上调到桂林，先是驻防榕湖路榕湖小学一带，两个月以后转到桂林七星岩一带。在那一带用了两个月构筑工事。”黄海潮说。

　　“从10月底开始，我们与日军激战了10多天。根据部署，我们391团守备中正桥以北沿河至北门一线，击毙击伤很多日本人。那段时间频降大雨，盟军空军受阻帮不了忙。日军的增援部队分路合击，我们的阵地一个个失陷，漓江大桥也被炸断了，东西岸的交通全部断绝。我们被困在城里的守军，没有退路，官兵誓与桂林城共存亡。”黄海潮回忆道。

　　“后来我们退到七星岩死守，占据优势地形与日军反抗到底，日军数次强攻伤亡惨重，但无论如何也攻不进七星岩，不过我们也被团团围住，很难有机会突围。我们运输连的老连长战死后，由广西融水一个姓李的长官顶替，他对大家说，没有上级命令谁也不许离开。当时我还是20多岁的小年轻，头脑比较机灵，体力也好，从前洞走到后洞，又从后洞走到前洞，虽然心里很烦躁，但仍想办法给洞里官兵提供给养。”

　　老人停了一下，接着往下说：“日头快落山了，我在前洞了解给养情况时，见枪炮声暂时停了下来，就好奇地爬上洞口往外看。我看见三个可疑的‘老百姓’，他们在洞口的射击范围外观察了一下子，后来听到3声长哨子后就走了。守洞口的长官说，那三个人可能是日本兵化装来侦察情况的，要求守洞口的士兵提高警惕，防止日军发动偷袭。”

　　“随后我走到后岩，发现有人在爬沙包，想从洞口爬出去。当时没有长官在，我胆子也大起来，也想爬出去。沙包堆得很高，也很滑，我爬了几次没有成功。这时，我的副排长来了，他姓温，是广西横县人，平时对我很敬重。我就说,‘你推我上去，等下我再拉你上去。’温排副二话没说，蹲了下去，我坐到了他的肩膀上。正往上爬时，突然听到洞里接连响了三声，我以为是日本兵投进的手榴弹，赶紧往上爬。我的大半个身子刚爬出洞口，就听温排副说，‘排长你快走吧，我可能不行了。’接着就是一阵痛苦的惨叫声。我不知道洞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拼命钻出洞口，跌到了洞外边。”

　　老人说，他后来才知道，那三声像手榴弹一样的响声，其实就是毒气弹的爆炸声，他坚信自己是“最后逃离七星岩的幸存者”。

　　黄海潮说，当时七星岩里的战斗人员主要是机枪连和运输连的官兵，加起来可能也就500人左右。“要是八百壮士的统计数字属实，那他们多数应该是担架、医务、炊事等后勤人员和撤退到洞里的伤病员。”黄海潮告诉记者。

　　“当时我们守军在装备简陋的情况下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就是抱着誓死守卫桂林的决心，那种壮烈现在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多年来，每年清明节或者烈士们牺牲的11月份，我们这些抗战老兵和后人都会到七星岩纪念我们牺牲的战友。希望后人能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黄海潮说。(孙志平 韦大甘 钟泉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