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沉没的东方“诺亚方舟”——二战中拯救三十万生命的上海“南市难民区”

　　新华网上海８月１６日电（记者许晓青 周文其 郭敬丹）中外学者在不断新增的史料中发现，上海在二战时期曾拯救了３０多万中外难民，可谓是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之一，在国际上开创了以“南市难民区”为代表的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案例。而这与一位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法国神父饶家驹密不可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曾是约３万犹太难民的避风港，为这些躲避纳粹迫害的难民撑起了一艘不沉的“诺亚方舟”。

　　几乎就在中国百姓帮助犹太难民的同时，饶家驹等中外慈善人士在上海南市老城内共同建立“南市难民区”，从侵华日军炮火下保护了约３０万人免于死亡。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南市难民区”堪称二战史上最成功的难民救助案例之一，并对战后《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制定起到了积极影响。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个多月后，“８·１３”淞沪抗战爆发，侵华日军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大量中国难民向租界涌去。租界内人满为患，但仍有数量惊人的难民被拦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了饥寒交迫、随时可能遭遇不测的绝境。

　　同年１１月，身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的饶家驹，以惊人的智慧和胆识，周旋于侵华日军、英法领事、上海地方政府、社会慈善组织之间，最终通过多轮斡旋确保划定了在上海南市老城北部的半月形地区，作为确保无辜百姓日常生活的安全区，也称南市难民区。

　　９日，“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也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中外学者陆续挖掘的史料显示，当年的“小世界”游乐场、回教堂、珠玉业公会、沉香阁、城隍庙、豫园都曾开放安置难民。

　　今年９２岁高龄的李凤香曾在难民区避难，对往事记忆犹新。１９３７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街上传来“东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的惊恐喊叫声。经过一夜狂奔，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和弟弟妹妹们投奔南市难民区。

　　李凤香全家睡在一家面粉交易所大楼的五楼水泥地上。逃难的人太多，铺盖紧挨着铺盖，但可以躲避轰炸，每天有人来发馒头、面包之类的救济干粮。

　　“那时候的难民，不光是上海的，还有从南京方向跑来的，江苏各地的难民，都到上海避难。”她回忆，“中国学生组成的童子军会在安全区里巡逻，待在这地方我们心里觉得没什么危险了。”

　　“南市难民区”创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苏智良介绍，饶家驹将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

　　难民区内的收容所约有百余个。今年８５岁的王晓梅回忆：“难民区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救济粥，喝水基本不成问题，后来还有了临时的小医院、小学校……”

　　由于区内难民没有收入、没有职业，要解决饮水、吃饭、医疗等一系列难题，资金必不可少，募捐成为头等大事。上海各界慈善人士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募捐活动。１９３８年５月，饶家驹开始向全世界募集物资和资金。后来，他亲赴美国，面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批准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中国战场的难民救济。

　　美国学者阮玛霞在其著作中写道，这一安全区在抗战期间一直维持至１９４０年６月，至少保全了超过１０万中国难民的性命，而广义上保护了约３０万人免于死亡。

　　“３０万”这个数字，后来被刻在位于柏林的一块有关饶家驹事迹的纪念碑上。

　　“南市难民区”的模式随后又试图被推广至战时的中国南京、汉口，以及法国。

　　阮玛霞研究发现，在针对日内瓦第四公约中有关“中立区”概念的相关注释中，“饶家驹安全区”作为案例之一被引用，专门指在战争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为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具体做法。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苏智良等学者提出将位于上海南市老城的原“饶家驹安全区”与位于上海虹口的犹太难民聚居区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当年饶家驹振臂高呼，来自中国、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国的爱心人士共同构筑的安全区，创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成为光辉的典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苏智良说。

　　饶家驹１９１３年来到中国，一直致力于平民救助。１９４０年６月，饶家驹启程返回法国，后来又在巴黎开展战时救济工作。于１９４６年在德国柏林病逝。

　　当年的《申报》还曾报道，在华的最后岁月中，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饶家驹曾表示，希望改名“饶家华”，以表示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