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史专家。主要从事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十余年来个人撰写的专著共计400余万字。

　　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民主选举

　　太行军区部队指战员在一起开荒种地

　　精彩观点集锦

　　●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

　　●抗战时期，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未搞任何社会改革，其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

　　●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大部分军队战斗力不强，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聩，武器操纵者素质低

　　编者按

　　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共两党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集全民族力量打赢了抗日战争。作为当时中国主要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如何？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逐渐临近，人们对这一问题讨论尤其热烈，其中有些观点明显有违史实。对此，本刊专访著名军史专家、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徐焰教授，对有关问题进行辨析澄清。

　　衡量国共抗战表现要用客观尺度

　　理论周刊：最近，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讨论很受人关注，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徐焰：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交织。过去被清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凶悍，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人数仅2万的日本关东军在几天内便轻取东北多数城市，在南京政府和东北军首领的不抵抗命令下，当地20万以上的中国驻军或降或逃。关内抗战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长驱直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内，面对几十万日军入侵，国民政府丢失了东部2亿人口的最富庶地区。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国民党军仍在豫湘桂大败，丢失了6000万人口的地区。直至抗战胜利时，仅从中国战场上看，日强中弱的形势并未真正改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中国受日本欺负，外在原因是新兴的法西斯国家特别具有扩张性和疯狂性，内在原因则是国内社会条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态，长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导致重家庭个人、轻民族社会的恶习，导致一些只知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人投靠日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中忏悔道：“我从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业而不知民族国家。”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还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也是一个社会腐朽群体对抗战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现。后人常唾骂抗战时期国内“汉奸多”，伪军数量有时超过侵华日军，这不能仅仅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而主要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总而言之，抗日也需革除和改造腐朽的社会制度。

　　因此全面客观评价国共两党的抗日表现，须用两种维度。哪两种维度呢？当年进步的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因此，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战中的贡献，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

　　理论周刊：一般认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主要是基于两方面：一是敌后战场的开辟，二是建立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您的看法，“改造社会”是否也应该是中共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

　　徐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毛泽东说的“抗日战争是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的双重任务，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广大解放区，这也是中共名副其实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原因。

　　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妥协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专制体制，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不过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权贵家族势力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改革，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国民党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

　　共产党由弱变强、迅速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原因

　　理论周刊：我们知道，抗战初始阶段，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并不强大。但中共能在短时期内进行有效动员，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最后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怎么做到的？

　　徐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解放区能在严酷的战斗条件下得到大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靠的就是将民族、民主这两个革命相结合。以游击战打日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发动人民抗战，主要的内容就是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和支前。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还要因战争增加人力、物力负担，就不可能得到这一最广大群体的拥护。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走到哪里都能发动起群众，得到老百姓拥护，就在于不是只取之于民，而是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群众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大幅增税却仍不减贫农租赋，同时还征走大量壮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为普遍现象。而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内却出现另一种情形，虽然农民支援战争有不小的负担，却由于减少了地租，并通过减息摆脱了过去地主的“阎王债”，大多数人反映生活比战前还改善了一些。当时解放区不抓壮丁而实行自愿参军，到处是踊跃报名，是一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设根据地时，还注重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建立共产党员、群众积极分子和开明士绅组成的“三三制”政权，真正实行了清廉政治。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就是按“三三制”原则，在普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8岁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创造了投豆豆、画圈圈、燃香在选票上烧眼眼等办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三三制”原则让中国共产党积聚了力量，同时也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中共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个政权形式同当时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抗战进入艰难期后，为了增加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共产党施行了精兵简政政策。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暴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说：“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中共开始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将党、政、军、民等组织机构的脱产人员缩减到占所在根据地总人口的3%以内，军队（含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与根据地的供养能力相适应，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转机。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国民党在抗战时强征民力、掠夺民财形成鲜明对比。

　　海外有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能迅速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的深层次原因。

　　国民政府抗战中的失利，败在军事上，也败在政治上

　　理论周刊：与共产党抗日力量迅速壮大、抗日贡献迅速增长相对应，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除了军事实力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徐焰：当年中国抗战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打日本”，还要荡涤腐朽的旧制度的污泥浊水,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因而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就不能单纯地使用军事行动这一种维度，单纯计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两种维度来衡量。除了看抗击日军的数量外，还要看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最大历史错误，便是拒不进行社会改革并加重民众痛苦，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

　　理论周刊：能具体一点吗，比如说？

　　徐焰：若从抗击日军的表现看，国民党军的许多将士确曾浴血奋战，但其高层却存在着许多指挥笨拙和腐败无能的现象，正面战场的会战多数失败也有这方面的主观原因。若是从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考察，国民党当局更有负人民希望。在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思潮兴起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同纳粹德国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学习其法西斯统治方式。那时国民党军队主要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购买德械装备，在日本侵华时还让德国居中调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而与重庆断交才中止了往来。国民党当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沿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传统，又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了新专制主义。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给其他政党以合法地位，实行特务统治，导致各阶层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部分开明者)在抗战期间便掀起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

　　比如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进行社会改革，不改善民生，当权者还大发国难财。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的社会对国民党当局最流行的讽刺。

　　比如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搭上美英战车，虽停止了对日谋和的试探，大后方腐化之风却急剧滋长。如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结果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过硬仗一时全国有名，然而他在管辖河南时民谣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之称，豫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称以“汤”害民最甚。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他接到控告汤恩伯部掠夺民财、民田、民女的状纸都厚达盈尺，而蒋介石却放纵这个心腹爱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