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规划的重要思想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城市规划思想和规划理论演变的过程中，亦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规划思想，它们是1933年的《雅典宪章》，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1981年的《华沙宣言》和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
（一）《雅典宪章》（1933年）
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规划基本上是在建筑学的领域内得到发展的，甚至可以说，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是追随着现代建筑运动而展开的。1933年在雅典召开了第四次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会议主题是“功能城市”，会议发表了《雅典宪章》。
《雅典宪章》在思想上认识到城市中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因此它强调“对于从事城市规划的工作者，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在宪章的内容上也从分析城市活动入手提出了功能分区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并要求以人的尺度和需要来估算功能分区的划分和布置，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立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内涵。
《雅典宪章》的思想方法是建立在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思想认为，建筑空间是影响社会变化的工具，通过对物质空间变量的控制，就能形成良好的环境，这样就能自动地解决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一思想引导下，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城市规划的方式主要是物质空间规划。
《雅典宪章》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区。它认为，城市活动可以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活动，提出这是城市规划研究的“最基本分类”。宪章中阐述道：“城市规划的四个主要功能要求各自都有其最适宜发展的条件，以便给生活、工作和文化分类和秩序化。”功能分区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主要针对当时大多数城市无计划、无秩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和居住混杂导致的严重的卫生问题、交通问题和居住环境问题等，而功能分区的方法确实起到了缓解和改善这些问题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过程来看，《雅典宪章》所提出的功能分区也是一种革命，它根据城市活动对城市土地使用进行划分，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进行了重大改革，突破了过去城市规划追求图面效果和空间气氛的局限，引导了城市规划向科学的方向发展。当然，《雅典宪章》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其一，机械的功能分区，牺牲了城市的有机组织，使复杂、丰富的城市生活走向单一化、简单化，与人类的需求背道而驰。其二，城市规划是描绘城市未来的终极蓝图，一并在这种终极状态下平衡各类用地，这显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不协调。
（二）《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建筑协会鉴于当时世界城市化趋势和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新内容，于1977年在秘鲁的利马召开了国际性学术会议。与会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有关官员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演变，展望了城市规划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古文化遗址马丘比丘山上签署了《马丘比丘宪章》。
该宪章申明，《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它提出的一些原理今天仍然有效，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雅典宪章》的一些指导思想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需要进行修正。
《马丘比丘宪章》首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将理解和贯彻这一关系视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与《雅典宪章》相反，我们深信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城市规划……必须反映这一现实。”《马丘比丘宪章》摒弃《雅典宪章》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思想基础，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它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一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从人的需要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马丘比丘宪章》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
其次，《马丘比丘宪章》在对40多年的城市规划理论探索和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雅典宪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区“没有考虑城市居民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果是城市患了贫血症，在那里城市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宪章提出：“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并且强调，“在1933年，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在1977年，目标应当把已经失掉了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并已经失去其活动和涵义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
第三，《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直接改变了过去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进行描述的观点，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马丘比丘宪章》在总结一系列理论探讨后，进一步提出“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第四，《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公众参与对城市规划的极端重要性，“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员、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的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并“鼓励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和施工”。
（三）《华沙宣言》（1981年）
1981年国际建筑师联合会第十四届世界会议通过的《华沙宣言》确立了“建筑—人—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以此来使人们关注人、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把建设和发展与社会整体统一起来进行考虑。
《华沙宣言》强调一切的发展和建设都应当考虑人的发展，“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共同目标，应当是探索并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这样的前提条件出发，“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应当是每个聚居地建设的纲要”。宣言将生活质量作为评判规划的最终标准，建立了一个整体的综合原则，从而弥补了《雅典宪章》以要素质量进行评价的缺陷以及《马丘比丘宪章》对整体评价的忽视。
《华沙宣言》继承了《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中的合理成分并加以综合，提出“规划工作必须结合不断发展中的城市化过程，反映出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之间实质上的动态统一性，并确立邻里、市区和城市其他构成要素之间的功能联系”。它沿用了《马丘比丘宪章》中的内容甚至是语言，认为“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但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包括规划的实施”，并强调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实施效果的检测，“任何一个范围内的规划，都应包括连续不断的协调，对实施进行监督和评价，并在不同水平上用有关人们的反应进行检查”。只有这样，城市规划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
《华沙宣言》同样强调了城市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对于城市规划工作成功的重要性，提出“市民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应当认作是一项基本权利”。通过广大市民的参与，可以“充分反映多方面的需求和权利”，从而使城市规划能够实现为人类发展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只有公众参与了规划的编制和决策过程，才会对规划的实施具有责任感。因此，宣言中提出，为了达到规划的目的，“规划工作和建筑设计，应当建立在设计人员同有关学科的科学家、城市居民，以及社区和政界领导系统的不断地相互配合和共同协作的基础上。”
《华沙宣言》在强调人和社会的发展以及规划和建筑学科作用和职责的同时，尤其关注环境的建设和发展，强调对城市综合环境的认识，并且将环境意识视为考虑人和建筑的一项重要的因素。在对环境问题普遍关注的20世纪80年代，《华沙宣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对环境进行保护的思想在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四）《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2年)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其中心思想是：环境应作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必须对环境和发展进行综合决策。宣言和议程还针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
《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因素……”，并要求各国政府“做到在寻求发展时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确保经济上有效益，社会上做到公正和负责任，又有益于环境保护”。针对许多国家的决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议程特别强调在制定政策、规划和实施管理时，应当将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不能分裂开来，“既考虑环境，又考虑发展”，并应当“把重点放在各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共同作用上”。要改进规划和管理体系，要“将政策手段用作规划和管理的工具，在决策中揉进效率的标准，并应定期检查和调整这些手段，以确保其继续有效”，同时建立起“一体化的环境与经济制度”，在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有可能充分运用法律、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从19世纪末开始，现代城市规划学作为一门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创立以来，城市规划经历了理想主义、功能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文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注意充分满足居民住房、教育、娱乐、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城市规划观念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变革：重视社会经济因素与城市规划的结合，对城市结构认识进一步深化，用环境观点规划和建设城市，将城市规划看作是引导城市有序发展的一种手段。如何适应城市居民的各种需求，已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