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太原５月１５日电（记者吕梦琦）随着中央政府推行简政放权，中国各地正不断加大权力下放力度，并探索多样化的放权模式。一些省份将原先由上级行政部门主导的审批权限下放到镇级政府，使得很多长期抱怨“脚大鞋小”的经济发达镇，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权。
“我们以前上马工业项目，手续经常三四个月批不下来，现在两三天就能落地，很多企业都主动打电话询问，想到我们这里投资。”谈到简政放权，山西省介休市义安镇镇长鹿人杰感受深刻。
这个中国中部地区“煤炭第一镇”，是中国政府确定的全国１３个省２５个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之一。改革是为了完善旧的行政审批管理体制，理顺各种关系，使这些镇具有更强的发展活力。
自２０１２年改革启动以来，介休市将国土、规划、城建、公安、环保等部门的权力，通过成立义安镇分局的形式予以下放，使义安镇的行政审批和投资环境都得到了极大优化。
“这几年，我们全镇新上马重大工业项目１４个，总投资２００亿元，全镇ＧＤＰ规模达到２０５亿元，这都是简政放权带来的变化。”鹿人杰说。
尽管类似试点在中国数量有限，但影响巨大。受此启发，中国各地纷纷推行“强镇扩权”试点，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还在经济强镇的基础上提出“小城市”培育试点。
这些由各省自己主导的试点操作更加灵活，放权也更加彻底，许多行政审批权限被直接交给乡镇使用。乡镇政府可以自主规划发展和审批项目，有的还设立了镇级金库，被赋予了独立财权，从而将乡镇一级的发展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中国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通过简政放权提高乡镇的发展能动性，将有利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好转，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效果是十分显著的。”鹿人杰说。
然而，要想收到良好效果，前提是要科学评估乡镇的承接能力，并选择正确的放权模式。在一些地方，由于权力下放脱离实际，出现了乡镇政府对权力无力承接的现象，导致权力被闲置，反而阻碍了发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简政放权的核心是提供更好的服务，只有做到这一点，权力下放才是有效的，因此要根据乡镇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适合的放权模式，不能“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