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小鬼到改革闯将，一以贯之的，是为国为民的理想豪情。岁月老去，情怀依然。吴南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晚年热心公益、凝神挥毫，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前程。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花木扶疏、书画飘香的家中，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吴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追忆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暗语发电报通知除奸
南方日报：后来，您又监送叛徒姚铎去了重庆？
吴南生：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撤退住在我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党组织决定让他到汕头待船去上海找新四军后，他回到澄海老家，生活腐化，与国民党人员（他的同乡同学）密切往来，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让我把姚铎送到重庆，还是着眼于教育挽救。
1944年春节后，我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雇了一个小艇休息，姚铎趁我困睡时说要上厕所，独自上岸一个多小时，更加可疑。当晚，我们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经历险阻，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
我们在南方局招待所住了将近半年，和各地到重庆准备转延安的同志一起参加学习。这年夏天，林伯渠、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王若飞在内部作了延安整风学习情况的报告，谈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时，南方局准备利用谈判时机，输送一批干部到延安，大家都十分高兴，唯独姚铎紧张，情绪低落。数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借故跟我吵架，大闹一场跑了出去，投奔国民党中统局，返回潮汕，准备诱骗地下党员上钩，一网打尽。
受南方局领导委托，我赶紧起草电报，通知林美南，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大意是“逆子不听教诲，卷款潜逃”等等。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把姚铎处决了。
在延安听毛主席作报告
南方日报：任务完成后，您没有返回潮汕，而是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延安的情况是怎样的？
吴南生：延安，是当时中国人心中的红星。宝塔山屹立，延河水奔流，人心都向往着它。我是1944年秋到延安的。当时从重庆去延安很不容易，要趁延安有人出来谈判时，形势较为缓和，开着一辆辆卡车，运物资特别是医药物资和人进去。我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一部学员是七大代表，他们1939年前后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一下子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二部是县委书记以上的。党的七大召开，我们每天学习文件、听报告。中央党校的礼堂很大，毛主席、刘少奇开大会作报告就在这里。七大开幕前，经常会提前把报告稿发给我们学习讨论。我擅长记录，是负责记录报告的学员之一。
当时，延安的风气很民主、活跃。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延安的窑洞依山而建，女同志住在山下，男同志住山上。我住在最高的窑洞，要走333级台阶的泥路上去。每天在党校食堂吃完饭，再爬上去，就又饿了。冬天非常冷，饭堂的馒头我一手就抓了三个，装在棉衣兜里，晚上切开，烤着吃。
说件趣事！我从重庆带了一个铜脸盆到延安。这个宝贝作用可大了——白天打水洗脸、擦身子，晚上太冷，就当便盆，到了周末，我们广东老乡聚会，又用它来煮东西吃。邻居说，哎呀！这是他拿来撒尿的！老乡们笑着说，不怕，他的是童子尿。陕北人宰牛羊，只吃肉，不吃内脏、头、脚，我们就去拖来煮，吃得津津有味，把当地老乡吓了一跳。
黄炎培写诗支持共产党 南方日报：去年南国书香节，您书写了黄炎培的一首诗《过茅台》，题记说“1945年秋，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见黄炎培先生自书诗，忽忽七十年矣，岁月易得，因书志之。”这里面有怎样的故事？
吴南生：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之邀，飞赴延安访问，非常轰动。此前在重庆反共气氛中，黄炎培曾题了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说的是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路过茅台，有媒体歪曲渲染说红军在酿酒池中洗脚了。黄炎培写这首诗讽喻，体现了他对共产党的理解支持，代表了当时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人心取向。后来他又亲自书写这首诗，送到了延安，挂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
黄炎培和毛主席长谈，毛主席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更是鼓舞人心。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得到了人心，最终取得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胜利！
一碗糯米饭，70年“甜到底”
南方日报：您在延安也收获了爱情，许英大姐也是老党员？
吴南生：她也是潮汕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潮汕游击队党支部的女委员，1940年被选调到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机要科，搞机要工作。南委事变后，她撤退到重庆，再到延安。我们原来就认识，到了延安就又熟悉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回来，在党校大礼堂做报告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全力夺取东北！挥手动员，全场沸腾。延安当时只有一间小电厂和火柴厂、卷烟厂，炼不出钢造不出机器，人们分外憧憬工业基地。整个延安几乎空了，都去东北了。我们也报名去东北，有老同志建议，去东北一路辛苦，要不先结婚了，一路也好互相照顾。那一年，是23岁。老乡们在延安小市场买了点糯米、糖，用砂锅煮了一小锅糯米饭。大家一铲子铲到锅底，寓意“要甜到底”！一转眼70年了，真的是甜到底啊！
当时去东北，整整走了一年，都是两条腿走路。从延安到黄河边，过黄河走进山西，一路向北，过长城，走到张家口，因为战争，三进三退赤峰。在穿越大草原四个县的征途中，我写了一首诗：“日日征途上，年年作客中，愿借千里马，指日抵辽东。”过长城时，天气非常冷，在延安穿的棉衣棉裤都挡不住，棉鞋用草绳绑起来。当时，我又冷又累，想坐下来，同行的老同志都是华北人，再三告诉我，你千万不能坐下去，一坐起不来了！很多冻死的人脸上都是微笑的，就因为一坐下觉得很舒服，于是笑笑着就冻死了。我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那个冻死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候真的是靠理想支撑着走下去！
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
南方日报：70多年过去了，您有怎样的感慨？对青年人有什么寄语？
吴南生：革命关键时刻考验人性、党性。像南委事变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被捕后坚强不屈英勇牺牲，人们永远歌颂他、纪念他。而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却相继叛变。这些叛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捕后怕死，另一类是原本生活腐败、早对党不满。现在那些腐败分子，要是放在革命年代，肯定也是叛徒！我们这一辈人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哪里想过当什么官？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却买官卖官，唯利是图，不知廉耻！这些人，都会像历史上那些奸臣、贪官污吏一样，千秋万载永被唾骂。
“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浮云不计程”。我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我们为国家繁荣、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点滴进步而高兴。希望青年人不忘历史、坚守信仰！
（注：本文已经吴南生同志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