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左起，高劲松、仇和、张田欣（资料图）
高劲松、张田欣、仇和，短短几年间，昆明市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落马，让人惊呼又见“前腐后继”。如此塌方式腐败，并非首例。山西太原曾“先后有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市公安局长出问题”；广东茂名十余年间4任书记3个落马。不只是在一个地方，“接力腐败”现象还会集中在一个系统内，例如被称为“高危岗位”的交通厅长、国土局长，也是贪腐行为的易发区。
所以，把政治比喻为“生态”非常形象。一个池塘里，一两条鱼死了，是鱼有问题，如果一片鱼、一群鱼死了，可能就是水出了问题，水环境被污染了。政治生态也是这个道理。近年来发生的群体式腐败、塌方式腐败、家族式腐败等问题，都在说明治理从政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污”不能打无准备之仗。随着作风建设和反腐的深入，挖出了很多老虎、苍蝇，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拍手称快。不过，面对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在心理上的确给人带来很大冲击。有些人感觉社会上腐败丛生，对改革前景失去信心。还有些人决心动摇，认为反腐不能再反下去，否则会搞乱团结稳定。这些观点对政治生态治理的认识并不准确。
生态治理，常常碰到一滴水与一潭水的关系。些许污水，看似影响不了池塘的大局，但是污染一旦突破临界点，再要恢复就需要花费成倍的努力。不只是要控制新的污染产生，更要清除前期积累的污浊。不少市民也许还记得，上海治理苏州河水质问题，前后十余年时间，从河底清出的淤泥历史甚至可追溯到百年前。要“治污”，怎么能没有一点“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心理准备呢？我们要客观看待当前被抓出来的那些“前腐后继”。这固然是腐败的结果，又何尝不是反腐的成果？如果没有“有腐必反、除恶务尽”的决心，生态恢复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净化政治生态的主线，就是坚持反腐斗争，只有把腐败分子彻底从干部队伍中清理出去，才能遏制污染继续蔓延。
清污必先找出污染源头。为什么政治生态会受到污染？从表面上看，“前腐后继”与选人用人不当脱不了干系，塌方式腐败更是受制于潜规则、关系网，使得一些便于权钱勾兑的要害成了“大酱缸”，一些干部变成了“双面人”。然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千丝万缕还是归结到一根线，就是治党不严。如果充分贯彻党要管党、党要治党的原则；如果党内各项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都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如果党的领导干部都做到以身作则、带头示范，那么还会有腐败污染藏身的空间吗？
尽管治污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也有事半功倍的突破口。从严治党的重点，就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针对腐败现象的顽固性、复发性、长期性，根本上，还是要完善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制度“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普遍认知。也许接下来，反腐还会揪出更多病树、毒瘤，然而，这终究是政治生态治理的必经过程。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唯有如此，从政环境才能逐渐改善，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才能可期。（■彭原）
平心而论，在中央高压反腐的节奏下，高位打“虎”、低位除“蝇”的全方位治腐格局已经成型。在此背景下，昆明三任书记无一幸免地落马既说明反腐“杀回马枪”不是虚言，也反映出，纪委监察部门对这些关键岗位确实“盯”得很紧。“前腐后继”现象频出的同时，人们仍免不了要追问：为何一市三书记接连倒下，是什么土壤所致？如何才能跳出“前腐后继”的怪圈？
一地多官员落马
云南昆明接连3任市委书记被查
仇和（2007年12月—2011年12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
张田欣（2011年12月—2014年07月）：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高劲松（2014年08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山西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落马
侯伍杰（2000年1月—2001年9月）担任太原市委书记，2004年12月落马，2006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刑11年。
申维辰（2006年1月—2010年9月）间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2010年9月起离晋进京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等职，于2014年4月12日被宣布落马。
陈川平（2010年9月—2014年8月）在2010年9月接替申维辰出任山西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则在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上落马。2014年8月23日，陈川平在太原市委书记任上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
山西太原连续3任公安局长落马
苏浩（2008年4月—2011年11月）任太原市公安局长，曾曝有“私生子”，于今年3月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李亚力（2011年11月—2012年12月）任太原市公安局长，因儿子打人，于2012年12月被停职处分。
柳遂记2（012年12月—2014年8月）任太原市公安局长，因非法转让土地等问题被举报，于2014年8月被双规。
广东茂名十余年4任书记3人落马
2011年2月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
罗荫国被查后，茂名官场的买官窝案也随之爆发。据广东省纪委披露，此案一共涉及县处级及以上官员242人，包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倪俊雄，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原副市长陈亚春等人。立案查处61人，其中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有20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据报道，罗荫国的前任，后来被擢升为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周镇宏也在2012年年初落马。在进入司法程序后，罗荫国和周镇宏，这两位前后任茂名市委书记都被指控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涉案金额分别超过6000万和8000万，均被判死缓。
2013年2月，梁毅民任茂名市委书记，2014年10月接受组织调查。
江西德兴5任书记4人落马
程爱平(1997年10月—2000年12月)由上饶地区行署秘书长、行署办公室主任调任德兴市委书记，直至2000年12月卸任。2009年底，程爱平因受贿83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吴祖国(2000年12月—2003年)继任德兴市委书记。2004年4月，吴祖国因受贿28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徐跃进(2003年6月—2009年)任德兴市委书记。2011年7月，徐跃进因受贿720余万和挪用公款100余万被判处无期徒刑。
何金(2011年5月— 2014年9月)任德兴市委书记。2014年9月15日何金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等罪名被查。
“前腐后继”现象透视
为何一地多官员接连倒下？
这似乎证明了此前一直流传很广的判断：做官是一种高风险职业，有些岗位风险尤其高。这显然只是人们的直观判断。但如此重要的岗位为何会有三任主官连续倒掉，人们自然要追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正全力整顿山西官场、力争弊绝风清的王儒林给出的答案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从严治党，没有从严治吏，没有履行主体责任”。
“前腐后继”怪环境？
这种论调的可怕之处，在于给大规模的集体贪腐找了个台阶来下，并且有一种受害者的委屈状。不可回避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引起“前腐后继”。在一种“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的心理支配下效仿。诚然，腐败环境和风气培养不出清官，但绝非只能随波逐流。要坚守住了底线，破解所谓的生活环境论。关键是要做到“对上不依附，对下不团伙”。
主政官员“前腐后继”警示了什么？
第一个警示就：千万别有侥幸心，腐败没有“安全区”，伸手只能被抓。有些人以为，某地、某单位在查处多个落马官员后，就会缓一缓、松口气，最危险的地方反而会安全一点，这种预期显然已经失灵。谁敢腐败，谁就会成为反腐目标。
第二个警示：身处关键岗位，必须时刻自律。在打落99虎后，反腐仍然势头不减，高劲松虽然算不上第100虎，但他的落马同样警示人们：身处一把手职位，必须洁身自好，否则，结果“你懂的”。
第三个警示：别迷信圈子，“朋友圈会变成腐败圈”。有人总以为，入了圈子才有出头之日，但“圈子文化”只会害人害己。山西官场的“圈子文化”也曾大行其道，结果直接带来塌方式腐败，对政治生态的破坏极其巨大。至于政商朋友圈，更是仕途陷阱。
如何跳出“前腐后继”的怪圈？
第一，要换人，更要动机制。应继续严密相关制度规定，不断完善、改进、细化相关程序，并严格落实，特别是要限定行政一把手的权力。打破贪腐恶性循环的根本之道还在于，做到关口前移，从具体的环节、具体的领域、具体的制度上来观察和思考，落到具体的制度建立上，没有制度的要建立制度，有了制度的要增强制度的执行力。
第二，则要继续加大惩处力度，当司法惩处跟进到位，做到不能腐败、不敢腐败，诸如水利领域中的“前腐后继”，才可能大大减少，也才能根治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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