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江西省兴国县，位于赣南革命老区，是闻名遐迩的“将军县”。我所出生的山塘村，村民世代种稻维生。在我经历的近30年里，村庄逐渐告别贫穷，村民生计也发生变化。田间庄稼，依然是水稻为主，在甘蔗林消失后，烟草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收入多了、日子好了，加上政府有了补贴政策，越来越多的农民拿起泥瓦刀，为乡亲、为自己盖起了新房。

　　甘蔗倒，种烟草2月16日是个晴天。33岁的廖碧莲没在家操持家务，而是钻进山塘村西北角的烟草育苗大棚干活。

　　正是年关时节，廖碧莲本该为除夕的团圆饭做准备，但她却忙得连“过年的猪肉都还没买。”廖碧莲的婆家在文溪村，离此大约两千米。去年12月，播下烟种时，她接下这份工作。月薪1500元，不算高，但活儿不算累，方便她照顾家中老小。

　　大棚里的烟苗已经长出四五厘米高，碧油油一片，棚架上的油纸张开，敞着纱窗透气。廖碧玲负责照料这些烟苗。她穿梭在大棚里，忙着拉水管，给烟苗引水施肥。

　　3月，这些烟苗将栽在齐整的田垄上。到5月底时，烟草将长到1米多高，像一棵小树，枝干硬而韧，叶子肥而宽。这是收获的季节，叶子将会摘下，被编排捆绑在竹竿上，送入烤房烘烤。

　　山塘是典型的丘陵地带，水田、坡地各半。水田一直以种稻为主，坡地则经历一番变化。

　　30年前，坡地主要种植花生、白薯和甘蔗，其中以甘蔗的经济价值最高，种植面积最广，15年前，甘蔗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烟草。

　　烟草的出现始于1997年，当时全镇推广种烟。此前两年，县糖厂已经倒闭，甘蔗失去价值。

　　最初几年，种烟成为农民的一项负担。一方面因为种植管理的繁琐，另一方面是烘烤技术指导的不足。一些村民率先放弃种植，另一些农户则看中它的价值，坚持种下去。

　　日光充沛、土壤松软的坡地，赋予山塘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烟草最终成为村庄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不但原来种花生、白薯、甘蔗的地方，全都种上了烟草。随着农民摆脱对种稻的依赖，一部分水田也被改造成烟田。

　　旧砖厂，新烤房廖碧莲管理的育苗棚有1亩多。这些烟苗将种在山塘村、文溪村等周边村庄1500亩的烟田里。

　　育苗大棚西面，有一排黄色外墙的房屋，是烤烟房和管理用房。烤烟房类似工厂里的厂房，房间两排对立，一共有30间。育苗基地隶属兴国县烟草公司，占地面积3000平米，于2013年底建成。

　　烟草收获的季节，在两排烟房中间的空地上，数十个工人坐在马扎上，忙着编排烟叶。这是去年我回家探亲时看到的情景。

　　在烟草成为全镇支柱产业之一后，很多农民已经从两季稻改为一季，剩余的劳动力一部分被种烟大户雇用，投入烟草生产。

　　烟苗基地西边200米外的山坡上，有两排共16间烤房，是村集体资产。一直担任村干部的父亲熟悉村务。据他介绍，村集体的烤房是烧煤的，而烟草公司资产的30间烤房中，有一间是用电的，“现在还在试验当中。”

　　父亲以前也种烟。靠种烟供我读完初中到大学的10年。念完大学后，父亲不再种烟草，但家中院落里还留着小、中、大三座烤房，这些烤房都是烧煤的，见证了烤烟技术的进步。

　　与日新月异的前后5代烤房相比，村里的砖厂还在用着20多年前的砖窑。1991年，福建商人在村北投资包下村北的一片山坡，建窑取土，开始制砖。这是工业第一次进入这个资源匮乏的村庄。2008年，这片山坡挖平后，福建商人退出，砖厂被本县商人盘下，制砖的土则全部从别处运来。

　　就在一年前，廖碧莲还在砖厂当工人，月薪2000多元。“比管理烟苗更辛苦，也顾不上家。”廖碧莲说。

　　2月16日，我到砖厂转悠，这里仍是十多年前的景象。负责人老陈说，滞销的砖有六七十万口。大量的红块堆在空地上，而砖窑因为停工两月已落满灰尘。

　　领补贴，盖新房20多年前，本村的民房基本是土坯房或砖混房，此后，先是大量民房改造为砖房，到了后来，农民成批地盖起两到四层的楼房，有不少堪称别墅。刺激农村盖房的，除了因为腰包鼓了，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先后推出的“三清三改”、新农村建设、危房改造等政策，从这些政策中，农民盖房可获补贴，能省下不少钱。这些放下锄头的农民投身在建筑业的各个环节：盖房、石材、装修、钢材、地板、门窗安装等。其中最多的是盖房一行，男的拿起泥瓦刀，女的则可以当起小工。

　　廖碧莲的远亲钟治清是山塘村民，做石材生意。早期他拿过泥瓦刀，2001年，看到盖房业的人手已饱和，

　　他转入石材行业，2011年和亲戚一起开办了石材厂。他为自己的眼光感到庆幸。“2001年全县这样的石材厂有3家，到去年有60多家。”

　　钟治清的儿子初三肄业后，外出打工铩羽而归，现在跟着他做石材生意。“在哪都要有一门手艺。没有技术不好安身立命，去了外面也是做苦力。”他说。

　　钟治清介绍，建筑领域的工人，月收入一般能达到3000元，他所从事的石材安装行业，收入最高能达6000元。近一个月，找钟治清干活的电话不少，但都被他拒了。他说，“年前工期太紧，怕耽误主家，所以不敢轻易接活儿。另一方面也想安安心心过年。”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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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戴琳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