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顽劣：带坏政风带歪世风
以人情为“挡箭牌”，礼尚往来成了正常的事，红包、节礼也就越收越顺理成 章，越收越没有压力。
——你收我也收，你送我也送，红包歪风蔓延。２０１４年，备受社会关注的广东科技系统腐败案有７０多人被立案调查，贪腐侵蚀导致上亿元科技扶持资金进了行贿企业腰包。广东省科技厅一名被查干部说：“我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就大吃一惊，有人拿着一摞信封挨个派红包，得知我是新来的，连认都不认识就给我一个。企业给科技系统官员送红包已成了多年‘惯例’。”
送红包在一些地方成为风气，不少干部被风气裹挟，劣币驱逐良币。东部沿海城市一位干部说，别人都送，自己不送，肯定会被视为另类，轻则被排挤到圈子外，重则位置不保。被查收受大量红包礼金的广东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有名名言：“谁送我红包不记得，谁不送就记得。”
——从“被动收”到“主动要”，红包成敛财“法宝”。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于少东在儿子婚礼现场“服务周到”地提供空红包，让来宾直接往红包里装礼金，一场婚礼收受礼金达２００多万元。此后，于少东被举报落马。
——群贪群腐，基层官场出现“塌方式腐败”。２０１４年，海南医疗卫生系统４３名干部先后因贪腐被查，从医院院长到普通护士，集体参与其中，收受“红包”“回扣”，套取医保２４１４万元。办案人员查处一个院长带出一批老板，查处一个老板又带出一批医务人员。
红包所到之处，寻租成“风”，无红包、不办公，深受其害的是普通百姓。上学、看病、找工作……诸事都要花钱打点，老百姓办事难上加难。
重拳猛药：向红包“顽疾”宣战
在地处东南沿海的某市，如何查处送礼歪风让纪检部门非常头疼，索性在办公楼安装了摄像头。结果，明目张胆到单位里送红包的少了，暗地里私相授受的仍然屡禁不止。
为何腐败官员“青睐”红包，多名接受采访的反腐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监督、制约缺少“抓手”，相关制度执行不严，导致贪官浑水摸鱼，大打“擦边球”。
根据刑法，受贿罪须满足索取他人财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达到５０００元以上予以立案。在接受调查或庭审当中，不少官员借此抵赖，虽然收礼，但没为他人谋利，还有“懂法”的贪官，“压哨”收钱：每个红包都不到５０００元，妄图规避立案标准。
对此，广州市中院刑二庭法官何春竹严正告诫：在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就算收礼时没说明确的请托事项，收礼也通常按受贿罪处理，而官员在一些红白喜事中收取礼金，只要超出合理数额，也认定为受贿，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
反腐专家认为，针对这些乱象，纪检部门必须出重拳、下猛药，严惩不贷，才能震慑歪风扩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在新加坡，公务员受贿要处以监禁，还要罚款，并没收在职期间的公积金。在香港，政府雇员在生日、婚礼等喜庆场合或在圣诞节和春节，可收受私人密友所送的任意一次价值不超过５００港元的金钱及其他礼物。在美国，官员可以接受不高于２０美元的礼物，每人每年从同一个来源中收到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５０美元。
任建明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也实行过礼品登记上缴制度，要求收礼满１００元登记，满２００元上缴，但实际上这项制度没有执行。长期监督、执行不到位，客观上纵容了一些腐败官员，也使“情”、“礼”之间的界限出现了混乱。如今，我党的纪律规定更加严厉，党纪处分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对官员收受礼品礼金都是禁止性条款，红包再小也是“红线”。
当前，群众监督的“大网”已经撒开，一些顶风违纪的官员纷纷“现形”。今年１月初，因受到举报，广东省乐昌市７２名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被纪检部门调查，部分干部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基层法官何春竹说：“反腐成果证实，我们并不缺乏可执行的制度、法律，而是缺乏执行的决心和力度。对官员和干部收受红包礼金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保持高压态势，让‘红包腐败’无处藏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