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指挥”“失范”导向全乱 官场、社会逆淘汰严重
“潜规则”驱逐“明规则”，“干的不如送的”。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的垂范和地方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县委书记一旦贪腐其对规则和地方生态的破坏性难以估量。
毋保良曾向纪检部门坦言，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意见的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送钱送物的干部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当地干部思想上带来混乱。在当地一度出现怪现象，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导致出现许多违反政策规定的人和事。
在泗县、太和两地，“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很快重用”成了那时干部提拔的生动写照。毋保良、晏金星说，这种“潜规则”盛行导致一些正派干部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拨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
“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毋保良自述道。在萧县、泗县、太和等地，县委书记带头破坏规则，大肆收受钱财，使得当地官场送礼成风。每逢春节和中秋节，许多乡镇的负责人和县直机关负责人都会以汇报工作名义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送钱，节前送不掉节后送，在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一次送不掉就反复送，直到送掉为止，有的干部送一次退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
“有时发现有的干部在节日期间没有给我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他了，直到这个干部在节日过后补上礼金之后，我才算放心下来。”毋保良这样描述道。
带坏社会风气，恶化社会生态。“一个人带坏一座城”是县委书记腐败的扩散。萧县、泗县、太和一度都是安徽社会秩序混乱和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这些地方，一些群众也在干部腐败风气的影响下，不靠诚实劳动致富，而是钻政策空子，靠钱权交易换取更多财富，有的甚至和一些干部勾结起来，向政府发难，骗取政府资金。
“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县委书记曾被称为“芝麻官”，而从上述三位县委书记腐败轨迹来看，“芝麻官”却往往存在大腐败。对于走上贪腐之路的原因，三位落马县委书记有着惊人的一致看法，除了自身要求不严外，权力集中缺乏监督，廉政教育、信念教育失效也是重要原因。
“县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只要我一张口，下面没有常委敢说话的。”一位落马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如果工作上做出一定成绩，得到上级肯定，最容易摆不正位置，出现“一言堂”。“我在县委书记位置上几乎感受不到约束。上级过问很少，能管但具体也管不了；同级也根本管不了。”
上述落马县委书记反思时说，“县委书记要抓全面，而不是抓全部。”实际上，县委书记只要想管，什么都能管，都不需要找名目。比如干预房地产市场，本来常委各有分工，县委书记不分管房地产、土地，但只要搞个联席会议制度，就可以一把手亲自抓、直接插手。因此，明确县委书记的权力清单，划定权力边界，是量化管理县委书记权力的重要手段。
廉政教育、信念教育不入心也是三位县委书记反思的重点。不少落马县委书记在担任领导岗位的十多年时间，始终没有停止过贪腐，这期间也多次学习过反腐倡廉的文件，多次参加反腐倡廉的会议，甚至自己也曾主持过相关会议，但往往只是应付“官差”，做做样子而已。
“廉政教育像集体打鼓，往往一阵风刮过就没了。”刘家坤说，很多廉政的典型也不符合时代特点，不可信也不可学，需要多多发掘有时代特点的典型人物。
此外，刘家坤、毋保良等人还提到县委书记任职时限也是影响腐败的重要因素。事实上，除刘家坤外，毋保良、晏金星的贪腐之路是从他们任县委书记之前就已经开始，而且持续十余年时间，不仅没有被查处，而且一路高升，腐败愈演愈烈。“从干部任职上，一把手不能在同一地方、单位任职太长。”刘家坤认为，县委书记任职三年左右时间，往往一把手权力就稳固了，也是其开始个人膨胀的阶段，最容易出问题。因此，未来要避免县委书记腐败，必须要强制性交流一把手，建立制度约束机制，避免“一言堂”和监督失灵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