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２月１２日电 题：如何防范“芝麻官”大腐败——安徽三名“塌方式腐败”县委书记忏悔启示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王正忠 杨玉华
在安徽萧县、泗县及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成为“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
记者日前采访当地纪委、司法等部门获取了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腐败忏悔自述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问题“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往往加速“塌方式腐败”的发生。从这些落马县委书记的反思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的腐败行为受到法律惩处，但他们引发的反腐追问并未结束。如何防止类似县委书记引发的“塌方式腐败”将是当前和今后反腐及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用人腐败、官商勾结成县委书记两大腐败高发区
萧县、泗县及太和县地处皖北，在其所属的安徽宿州市和阜阳市，曾广受关注的王怀忠、王昭耀及“白宫书记”张治安等落马官员都曾有过任职经历。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先后因贪腐落马，其中毋保良、晏金星贪腐案分别涉及当地各级干部达百人，可谓“塌方式腐败”的典型。
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发现：批发“官帽子”、与“老板”权钱交易是问题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
毋保良在２００９年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正是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乡镇党委政府换届的前期准备和酝酿阶段，许多干部给他送钱送物。据他自述，这些人主要是县直机关负责人和乡镇负责人。“县直机关负责人给我送钱，有的是想进班子，有的是想调到更有实权的单位，也有的是副职想转正。乡镇负责人送钱送物有的是想进班子，有的想调县直机关权力较大的单位任一把手，也有的是想由乡镇长提任书记或副职转正。”“我推荐了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提拨了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满足了一些给我送钱干部回县直机关的要求。”对于送钱的人，“只要感觉和自己亲近，用起来得心应手，就推荐使用。”
和毋保良一样，晏金星也大肆利用县委书记的用人权搞“官帽批发”。在泗县历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１０年时间，晏金星受贿６００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５００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３００余万元。“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他们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有的拉关系，有的逢迎拍马，有的送钱送物。凡此种种，不外乎干部谋求职务升迁、得到工作支持；企业为了谋取更大利益。”
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８０多名干部免职，起诉书中向其送礼人员多达３００余人；泗县也查出涉及干部近百人。
结官商同盟、收钱为“老板”办事则是县委书记滥权的又一领域。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就是权为房地产商用的典型。军人出身的他曾在国土局长岗位任职，并因建立“四项阳光制度”被评为“国土卫士”、“勤廉兼优干部”。但他最终先廉后贪，调任太和县委书记后，因与情人有了私生子，为孩子“捞钱”驱使他走上贪腐不归路。据法院审理查明，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刘家坤和情人赵某，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征地拆迁、房屋预售等方面谋取好处，收受６名行贿人财物折合人民币２９２９万余元。而这６名行贿人无一例外全是从事房地产开发和企业经营的“老板”。
一位落马县委书记说，逢年过节，下属上门；去地方调研，地方奉上红包“意思意思”；还有许多主动上门攀附结交的“老板”，这些都是捞钱的机会。“想到这些商人都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富起来的，感觉自己很寒酸，也被人讥笑。最终走上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