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至少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科学论述，将成为今年我们制定新阶段发展战略、规划和一系列政策的大逻辑；二是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规划之年，承启“五年规划”之前后，意义重大；三是2015年是为完成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奠定良好基础的关键之年。而要做好2015年的工作，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准确理解、正确遵循“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深刻认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在此，仅就“新常态下，以创新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谈几点认识。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科学认识新常态
习总书记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鲜明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带来的趋势性变化，这正是我们认识新常态的出发点。只有深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趋势性变化的内涵，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而引领新常态。我感到，要加深对这一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的新变化，以及由此蕴含的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还必须深刻认识新阶段对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发展格局的影响。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概括地说，世界发展格局的调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以说仍是阴云未散，晴天难期。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2014年经济增长2.2％，与前年持平；日本二、三季度修正后的GDP按年率分别萎缩7.3％和1.9％，陷入“技术性衰退”，全年可能在1％左右；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零，不少经济学家怀疑全年0.8％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从4.7％降至4.4％；印度已从2010年的10％左右降至5.6％；2014年将是拉美经济增长10年来最低水平，巴西降至0.2％；摩根斯坦利预测俄罗斯将降至0.6％。这些数据说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深刻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绝非短时间能够得以解决，而且更需要进行深刻的体制变革。在这些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格局无疑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变动、甚至撞击之中，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为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再制造业化”战略。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在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两端的发达国家。有数据显示：近几年，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利润继续增加，主要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8年至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增长93％，达到2.3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3月的2013财年，日本上市企业在亚洲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2％，再创新高。这说明分工重塑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各样新的区域合作倡议和机制不断推出。这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世界贸易的有关数据可以做一证明：世界贸易的增速通常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据WTO等国际机构介绍，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20年世界贸易额平均增速为6％，而2013、2014年分别为3％、3.1％。四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日益增强。政治和经济是两个范畴，但两者之间从来就没有分离过。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有明显加强的趋势，地缘政治危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呈现多发性、尖锐性、难以预测性。如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仅从经济的角度是难以得到完整合理解释的。
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变化是发展受到约束的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一是发展绝对水平不够高和老龄社会过快来临之间的矛盾凸显。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下降的趋势。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相对减少，依靠社会赡养的人口相对增多，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超过2亿人，2014年已达总人口的15％，大大超过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坦率地说，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强调的增长动力的转换，用“青黄不接”这一成语形容并不为过。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很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2013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的总价值超过进口原油，高达2313亿美元。
三是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新压力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新要求之间矛盾空前。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65万亿元左右。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资源环境构成的压力远非昔日可比。与之同时，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东北黑河至西南腾冲的胡焕庸斜线东南地区，空气、水、土地的承载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说，大都到了极限。
四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的渴望之间矛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3。这一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长期存在的过大收入差距，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近2亿非城镇户口的城市常住人口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18世纪，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机械化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以电机和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化、原子能、航空航天时代；20世纪下半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目前，全球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革命成果和上一次技术革命成果的结合，将对生产组织方式、商品流通方式、居民消费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也会从产业发展、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向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这些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体包括：未来的发展既要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长，更要注重社会的进步；既要注重财富创造的结果，更要注重财富创造的过程；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增长的集约性；既要注重经济的效率，更要注重社会的公平；既要注重当代人的发展，更要注重为子孙后代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实现这样的发展，才能做到“物当其用、物尽其用”，才能彰显社会正义，才能体现代际公平，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