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的根本途径在于持续改革和创新
李伟认为，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于创新。我们必须进行产品创新，开辟新的市场，使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
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创新，要谋划好创新的方向，明确创新的关键领域，统筹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我们要紧密围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需要，适应新常态下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把握全球科技进步的总趋势，调动一切创新资源，推动中国由创新资源大国变成创新能力强国，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和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
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作为现代化后起国家，在传统技术领域，我国有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后发优势，但也有只能在“边缘地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新的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创新的最前沿。应统筹配置创新资源，以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实现创新的重大突破。
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和优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创新成果的应用，也有赖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对中国而言，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需要把握两个方向：一是应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优化大规模、集中式生产组织流程；二是适应市场需求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小型化、个性化生产。
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扩大既有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生产更好适应消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业已并将继续为商业模式创新开辟广阔的空间。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但是也要引导和规范商业模式的创新，坚决杜绝以商业模式创新之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切实保证商业模式创新走在健康的轨道上。
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历次技术革命。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很难独力担负起新技术革命的重任。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已有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创新，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创新经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扩大合作创新的内涵和形式，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当然，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不能得到提高，我们就很难参与到全球创新的过程之中，也很难分享更多的创新成果收益。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胜利，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拥有世界级的创新成果。
第五，要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生态环境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其中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是四大主体，它们在创新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尽管不同，但都是不可替代的。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四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完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把国家有限的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集中用到决定中国长远发展前景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推进各领域特别是科技创新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创新所需的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潜力，贯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价值实现之间的链条，让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赵晋平也认为，在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通过加大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或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空间、新动力。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房汉廷认为，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仍然是一种资本驱动，但资本的内涵已经出现巨大变化。新的资本体系包含社会资本、技术资本、创新资本和企业家资本共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将是破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最主要的抓手，也是经济发展最有力的动力支撑。我们应充分挖掘四类资本要素，使之形成合力，助推中国经济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赵昌文认为，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和调整，既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主要表现。只有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继续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与调整，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与效益，才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唯一的选择。但在制造业成本上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唯有突破“天花板”。创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让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部门有更好的发展环境，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有动力去创新，适当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让企业有能力去创新，创造正向激励的宏观背景让企业有意愿去创新。
金碚则认为，除了创新还要需要靠改革来释放红利，二者不可或缺。他说，如果说前三十多年的改革靠“得利”，下一步的改革要靠“便利”。在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大家能够公平竞争，排除运行中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和不便利因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这一逻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如果我们承认这一逻辑，我们的改革就要使微观经济主体变得更加便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同过去相比在各方面的便利性已经大大增强，但同一个有着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或者说更发达的现代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各种不便利的情况。“如果这个地方不便利就可能形成腐败。一定程度上说，腐败就是对不便利的润滑。”当一些人用腐败的方式突破了一些不便利，就意味着更多的人更加不便利。如果我们希望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就要考虑如何使经济主体变得更加便利。金碚说，“新常态下，如果把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寄希望于创新驱动，寄希望于改革能够释放红利，那么我们的观察点就是，改革是否使微观经济主体在进行有益经济活动时变得更加便利。如果感觉到更便利，那么我们的改革就走在了释放红利的道路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从农业的角度提出改革创新的重要性。他说，当前农业发展需要突出关注四方面变化: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效应开始显现；成本“地板”抬升的挤压越来越明显；农业生产和价格补贴的“黄线”开始逼近；资源环境的“红灯”开始亮起。面对这些巨大变化和挑战，出路只有一个，必须加快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在新常态下，加快农业转变生产方式，必须推进农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必须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改革探索是实行目标价格制度，使农产品的价格逐步向市场均衡价格回归；必须加快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对中国农业来讲，必须要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性改造，把农业发展转向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必须完善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创新农业支持政策。
韩俊说，在农业面临天花板、地板、黄线、红灯的双重挤压、双重约束下，我们要努力防止农业萎缩、农村衰退甚至荒芜，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满足几亿农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是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的最重大的政策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这一头不能拖后腿，不能成为短板。当前，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直面挑战，努力保持农业农村持续向好的局面，这对于保证宏观大局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真正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将不断加快，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和创新动力。（记者 杨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