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已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词汇。这是中央政府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基于经济发展呈现新特征、新趋势所作出的新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1月10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5”，以“大逻辑：新常态下的2015宏观形势暨‘十三五’展望”为题，邀请权威专家进行深入探讨、解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出席论坛并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主持开幕式。在主题研讨环节，来自不同智库的专家和企业代表先后发表演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和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分别主持上下两个单元。论坛期间，中国发展出版社还发布了该社2015年重点新书；适逢创刊十周年的《中国发展观察》杂志宣布自2015年起全新改版。
把握2015年宏观经济走势，必须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内外背景，科学认识新常态，努力防范公共风险，争取增长潜力的有效释放，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5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的话说，至少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科学论述，将成为今年我们制定新阶段发展战略、规划和一系列政策的大逻辑；二是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规划之年，承启“五年规划”之前后，意义重大；三是2015年是为完成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奠定良好基础的关键之年。而要做好2015年的工作，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准确理解、正确遵循这个大逻辑。而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首先必须科学认识新常态。
他说，习总书记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行系统论述，并鲜明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带来的趋势性变化，这正是我们认识新常态的出发点。只有深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趋势性变化的内涵，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而引领新常态。要加深对这一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的新变化，以及由此蕴含的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发展格局的影响。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概括地说，世界发展格局的调整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以说仍是阴云未散，晴天难期。全球经济格局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变动、甚至撞击之中，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为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再制造业化”战略。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在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两端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各样新的区域合作倡议和机制不断推出。这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四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日益增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有明显加强的趋势，地缘政治危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呈现多发性、尖锐性、难以预测性。
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变化是发展受到约束的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一是发展绝对水平不够高和老龄社会过快来临之间的矛盾凸显。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下降的趋势，而依靠社会赡养的人口相对增多，2014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总人口的15％，大大超过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强调的增长动力的转换，用“青黄不接”这一成语形容并不为过。三是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新压力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新要求之间矛盾空前。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东北黑河至西南腾冲的胡焕庸斜线东南地区，空气、水、土地的承载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说，大都到了极限。四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的渴望之间矛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3。这一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长期存在的过大收入差距，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近2亿非城镇户口的城市常住人口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也会从产业发展、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向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世界经济复杂性、不确定性在增加，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赵晋平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2014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8%，高于2014年3.3%的增速。全球进口料增长5.2%，高于2014年3.8%的增速。3.8%左右的增长预期，比在2014年初的预测值有所下调，在赵晋平看来，这是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正在加速，根据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的经济学家做出的最新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将增长3.1%，超过2014年的2.2%。到2015年底，美国失业率约降至5.4%。市场人士认为美失业率到达5.4%，美联储即将实施加息。另外，美国房地产很多地方的价格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房屋交易周期明显缩短。如果房地产市场按目前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经济继续复苏的基础将是非常稳固的。还有美国能源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等等，这些因素将使美国经济可能保持一个温和的经济增长。2014年，欧元区经济走势由缓慢衰退到缓慢复苏阶段，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但是，欧元区本身所面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有人甚至怀疑欧元区是否重蹈日本的覆辙，这是不确定性因素。在赵晋平看来， 2014年，日本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靠日元贬值和安倍的所谓“三支箭”建设有一点起色，但这种起色不可持续，2015年日本经济并不乐观，尤其是提高消费税的政策用来填充日本社会保障，最后能否达到目标还需要观察。
赵晋平认为，从生产、GDP角度看，全球经济还将保持缓慢的复苏，但很难期望会有明显的上升。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变数在增加，有些因素是持续或延续了2014年的情况，有些因素可能会成为新的变量。作为市场需求方，美、欧、日进口增长波动比较大。尤其美元汇率的变化值得关注，它会影响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俄罗期面临的危机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也为全球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则从中长期趋势判断，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这不仅是国内国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结果。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不再具备过去高速增长的基本面前提。但是，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到底如何，各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张军扩认为，增长潜力问题对于把握下一步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制定正确的政策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看法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增长潜力在6%-8%之间。
张军扩同时指出，正确认识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是我们把握走向、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的非常重要的依据，但它不是唯一依据。我们不仅要正确地认识潜在增长率的高低，而且要正确地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含义，走出两个误区：第一，将增长潜力等同于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我们现在讲“新常态”，更多的是指客观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我们既可能通过努力，争取到一个比较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局面，也可能会是一个中长期的中低速增长，还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第二，把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误认为是每一年、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地区都应该争取的速度。潜力是要努力争取的，但又不能盲目争取，或者说不能乱争取，要按照客观规律去争取。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当立足于实现中长期的健康发展，而不是过分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谈到2015年的经济形势，张军扩认为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其他指标，包括就业、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节能减排等都在改善。总体看来，当前经济运行的状况是正常的，是符合调控政策预期目标的。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有利于形成市场倒逼机制，有利于推进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结构和效益在改善，风险在释放，总体也处在可控范围内，从而有利于为长期稳定的增长奠定基础。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新常态”关键字在“新”，也就表明旧的发展方式已无法延续，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他看来，新常态有四大标志：一是速度变化，过去35年来经济年均增长接近10%。现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不可能再维持，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二是动力变化，由要素驱动切换到创新驱动。三是结构变化，过去30年中国工业发展一直快于服务业，中国制造业比重一直高于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四是质量变化。在这四大变化下，也就是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中有四大阵痛，即制造业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房地产去泡沫化、环境去污染化，由此导致下行压力前所未有。当前的首要问题是稳增长，唯此才能进行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这六个方面、十八字方针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晰，长短结合，目标与路径匹配。其中，“防风险”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其他各个方面最后都要落到防风险上。“稳增长”防的是短期风险，“调结构、转方式”防的是长期的、不可持续的风险；“促改革”实际上也是防长期风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惠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如果发展不能落到民生上，这样的发展就没有太大意义，与民心相背，老百姓不会同意。因此，惠民生也是防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他说，我们平时谈风险都是从各个局部来考虑，从短期来看，就各个局部来讨论这些风险问题也许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局部分析问题的角度远远不够，必须从长期、整体分析视角出发，防范和化解中国发展面临的三大公共风险。第一，政府与市场两只手怎么协调；第二，效率与公平能不能融合；第三，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怎样有机结合。现在我们面临的三大公共风险，都不是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国家发展、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公共风险，单从某一个领域是没法解决的，必须基于长期视角，树立整体思维来化解风险，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