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特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
所谓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主要指实施社会治理的技术平台。所有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支持和保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覆盖全社会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对全民的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公民的个人收入、税收、财产以及经营活动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的还涉及公民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等等。对于公民个人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管控属于最为隐秘的情况，以往鲜有披露。但随着“斯诺登事件”发生，西方国家对于公民个人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甚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监管情况也逐步浮出水面。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全体国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系统不断发展，越发完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交往的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思想意识日益复杂多元。如何管理好一个现代社会，首先要做到的是获取管理对象的准确、完整的信息。不了解管理对象，一切管理都是盲目的，因而也必定是无效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管理“熟人社会”与管理“陌生人社会”不同。管理“陌生人社会”首先要让“陌生人”现形，首先要掌握“陌生人”的确切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西方国家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建立和完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使社会治理适应了西方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扎根于西方国家的现实国情、社情，发挥了保障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当前，西方国家正是利用国民个人信息系统这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无形之网，将一切需要管理的对象及其行为，甚至思想意图，统统纳入管理范围。当需要对其进行管理、干预、处罚的时候，管理主体就可以准确地实施管制，并且有多种手段可供选择。总之，国民个人信息系统使现代管理成为可能。（房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