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协商民主建设
习近平同志对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出了三点基本要求，即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一重大判断、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和要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战略任务。
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载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从时间来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先，新中国成立在后；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创建引领中国开启了新国家、新制度建设的新时代。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相互监督的重要形式，党的十二大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1991年，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有两种形式，包括投票选举和协商。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正式写入宪法。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调配合及其优势互补，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的中国民主，已经突破西方国家单纯选举民主的“一条腿走路”民主。显然，“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要好得多、强得多，否则就陷入“选票为主”的陷阱之中，而协商民主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也创新了多种民主形式，使两种民主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广泛、多层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并明确了主要协商渠道、协商目的、基本原则和多种协商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作为重大改革任务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大决策将更加强调“开放决策”特色，更好地听民声、顺民意、汇民智，推动重大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对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具有重大意义。
发展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加强协商途径建设，重在决策前和决策中协商。离开民主的决策，就是专断的决策，没有不失败的；离开科学的决策，就是盲目的决策，没有不碰壁的；离开制度的决策，就是随意的决策，没有不出问题的。要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和政府重大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加强和完善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各级党和政府决策程序；要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强化重大决策的“内脑”和“外脑”互动，向智库、专家、学者求经问道，广泛听取智库意见建议；加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问题的听证，加强重大问题的科学论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民情，问计于民、广泛协商。
四、如何科学评价一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和有效程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政治发展道路作为“中国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性突出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优劣评判标准的认识上。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曙光初现的时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原理出发，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中国一切政党提出了政策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选择国家制度形式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即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衡量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完善与否的三条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和探索，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出色地达到了上述要求。首先，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法理基础，决定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领导能力，更有利于形成整个政权内部上下一致的合力。其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治国理政日趋成熟，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体制不断巩固完善，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党内民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趋于完善，保证了重大决策上不发生颠覆性错误。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促进了政党间的团结，使中国政治的参与各方能够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发展为最终目的，在重大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更加科学、更具效率、从有效治理中国这一“超级国家”的需求出发而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超级治理体系”，它大大超越了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格局和将权力制衡异化为相互拆台的政治现状，更能够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