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止于“选举”的民主
民主不等于选举，民主和选举不能等量齐观、等同视之。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覆盖起点、过程、结果等各个阶段。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却大都沉迷于“选举”这一初始环节，“人民主权”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又进一步简化为投票，而对于决策是否民主、管理是否民主、监督是否民主等方面却并不感兴趣。比如，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就认为：“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如果过分强调选举，就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民主就只能止步、定格于“选举”这一外在的形式。
止于“选举”的民主只顾开头，不顾过程和结尾。这种民主即便有始却不一定有终，即便能善始却未必能善终。正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民主时所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台湾当局前行政院院长刘兆玄在清华大学（台湾）的演讲中深有感触地说：“在台湾民主就等于投票”，台湾民主“从制度上来看的话，完美。但我们最终的目的选举要干嘛？是选贤与能。我们选了多少贤选了多少能，这样想的时候心就凉了”。西式民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政治家，选举之后的事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久而久之，民主就在这种残缺的惯性中周而复始，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无可救药。
其实，民主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长期实践，采取何种民主形式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人口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国民素质等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转。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种，泾渭分明的“选举”是民主，谋求共识的“协商”也是民主；参与式民主要发展，代议制民主也要发展；直接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间接民主的作用同样不可贬低。殊不知，美国的立国原则、《独立宣言》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都是协商民主的产物。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资本主义将“选举”抬升为民主的唯一形式，抬升为衡量其他国家能否通过民主门槛的唯一指标，而一旦“选举”这块西式民主最后的遮羞布被揭开的时候，西式民主真不知还能剩下什么。
五、困于“暴政”的民主
资本主义民主是被暴政困扰的民主。一是多数人的暴政，一是少数人的暴政。
“多数人暴政”是由于西式民主体制的基因缺陷所致。所谓“多数人暴政”，根据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定义，乃是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西方将民主简化为选举，而“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原则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就是“多数人暴政”。尚不论“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使少数人不掌握真理，难道就应该沦为被忽略的、被牺牲的那一部分吗？“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说：“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德国的纳粹大屠杀，美国的黑人歧视，以及弥漫整个世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民主暴政抹不去的记忆。今天，西方民主在发展，“多数人的暴政”却依然根深蒂固，只不过形式变得越发隐蔽了。
“少数人暴政”是多数人暴政泛滥所带来的附属产物。西式民主将“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简单化、绝对化，导致多数人可以天经地义地凌驾于少数人之上，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非正当利益，以民主的名义践踏民主，这就是少数人暴政。比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瘫痪政府、瘫痪社会，乃至颠覆整个社会体制，而“多数人”则往往选择沉默，甚至还在一旁“偷着乐”。泰国的乱局可能是最好的例证。首先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红黄大战”，最后是军方通过又一次“没有选择的”政变来收场，无一不是由少数人引起的暴政。
民主暴政缘于制度缺陷，暴政损害的不仅仅是民主，还有民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或许，强调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民主是避免民主暴政的有效途径。
六、苦于“低效”的民主
效率低下是西式民主无法摆脱的梦魇。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托马斯·弗里德曼语）。本来，人们“成立政府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福山语），而现在，由于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导致国家的权力碎片化，朝野政党尖锐对立，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议会立法议而不决，政府施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政府关门歇业的尴尬局面。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对此深有体会，长期以来，美国都以民主典范自居，可“如今在美国，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普遍感到担忧”，“任何人，只要在华盛顿政界工作过，都有充足的机会体会巨大的挫折感。在美国政界，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却又做不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则断言：“只要我们是一个否决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就不可能是伟大国家。”即使是对西式民主近乎迷恋的福山也承认，今天的美国“极化”政治成了主流，“否决政治”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美国整体实力走向衰弱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
分散多核的权力中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模糊的公共利益界限，这是低效民主的重要根源。在政治活动中，利益集团之间要角力争雄，议员之间要编排“舌尖上的民主”，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要互相诋毁掣肘，总统和议会之间要斗智斗勇，选民有事没事出来折腾。似乎不反对不扯皮就显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反，政党和议会紧密配合，政府和百姓同心同德，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这与现代“民主”似乎格格不入，“高效”已经沦为威权统治的潜台词。然而，以权力制衡和保障个人自由，作为“低效民主”的挡箭牌，未免太过牵强附会。比如，西方学者总是将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归因于民主体制，而将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漂亮的机场归因于威权体制。其实，中印之间的反差根源在于制度——制度的优越性和体制的正当性。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李侃如在谈及印度的“制度成本”时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纸上的计划（Paper Plan），从来没有变成真实的计划（Real Plan）。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印度计划委员会一位高级顾问曾说，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而成功的却是中国。当然，我们大可以认为这些屡见不鲜的现象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的初衷，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些现象屡禁不止？
我们无意为强调效率而否定民主，但问题在于，民主与效率，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那么难以两全呢？难道二者就真的不可兼得吗？
总之，西式民主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决定了它还只是一种低级的民主，还处在民主发展的低级阶段。未来社会一定会扬弃和超越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 （陈曙光 余伟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