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希腊的危机，乌克兰的动荡，泰国的乱局，伊拉克的内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躁动不安，似乎都昭示着这样一种现象：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统治形式，这个由福山编织的世纪谎言终于被福山自己揭穿了。历史没有终结，终结的不过是“历史终结论”。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它不过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低级民主阶段。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囿于“钱主”的民主
民主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致命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不仅经济领域服从这一逻辑的统治，民主政治领域同样服从这一逻辑的主宰。
西式民主的实质是“钱主”。金钱是西式民主的“母乳”，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客都在母乳的滋养下成长，政客与财团之间结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其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沦为烧钱的游戏，一人一票异化为“一元一票”。筹集竞选经费的能力早已成为问鼎白宫的风向标，金钱是“打开权力之门的金钥匙”。历史学家作过统计，从1860年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
“钱主”的后果就是“钱权联姻”。在西方，钱与权具有天然的近亲关系，“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斯蒂格利茨语），“政治献金”与“政治分赃”总是如影随形。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在《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一文中指出：“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对此深有同感，他指出，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事实胜于雄辩。2001年，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背后就是“钱权联姻”，能源巨头绑架政策。美国私人枪支泛滥，却始终无法出台全面禁枪法案，背后也是“钱权联姻”，步枪协会左右政策。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但时至今日依然是纸上谈兵，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钱权联姻”，铁路企业和航空企业携手反对。美国的“旋转门”为世人津津乐道，纷纷效而仿之，其实背后还是“钱权联姻”，政治人物和大财团之间利益双向输送被包装得天衣无缝，难怪斯蒂格利茨说，“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
二、迷于“游戏”的民主
民主的游戏化、娱乐化，这是西方的又一杰作。西方将民主变成了游戏，选民以娱乐的心态对待民主。西式民主在游戏中沉沦，选民在娱乐中迷茫。在这场游戏中，赢的永远是政客，输的始终是选民。
“游戏民主”的基本玩法：民主被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被等同于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张维为语）。口才好胜于能力好，好脸蛋胜于好才干！一句话，选民和政客都在“闹着玩儿”。比如，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公开说：“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
“民主游戏”的基本特征：“刺激”。在这场游戏中，选民玩的是刺激，政客玩的是心跳。为了吸引更多人来玩，政治家费尽心机，一味邀宠于选民。在选举中，激进的声音、批判的声音、猎奇的声音、破坏性的声音容易吸引选民，而温和的声音、理性的声音、折中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中规中矩、一板一眼的选举无人关注，互相缠斗、相互揭老底的厮杀却引人入胜。比如，“作秀”和“煽情”成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奇闻轶事”和“花边新闻”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往往能够渔翁得利。
“游戏民主”的重大缺陷：好玩但不经玩。“民主游戏”往往缺乏“保鲜期”，“投与不投一个样，投你投他一个样”，在激情过后，饱含着选民对民主的审美疲劳和占有的乏味，其中还夹杂着对不断重复的现实的失望，这些足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选民投票率普遍偏低，为什么大量选民“偏偏有权不用，等着过期作废”。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从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他们渴望民主却又厌倦民主，他们依赖民主却又反抗民主，他们被民主绑架，为民主所奴役，玩“民主”而丧志。
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想要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民主”这一标签本身。民主被赋予了“文明、进步、自由、人道”等丰富内涵，政客们“言必称民主”，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人物，只要贴上了“民主”的标签，他们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霸权，就握有了国际社会的通行证，就可以趾高气昂地行走在列国之间，就拥有了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资格，就可以以“民主”为界党同伐异，而至于“民主”的真谛——人民主权——早已抛于九霄云外了。
三、浮于“当下”的民主
囿于当下和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是西式民主的又一软肋和硬伤。
“浮于当下”即目标短视、利益短视。在西方，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注重任期目标忽视战略目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党、政客为了选票竞相讨好选民，选票成为政党的指挥棒，政党围着选票转。美国的“高铁梦”就是政党纷争的牺牲品。1965年，美国出台《高速地面运输法》，这成为美国高铁梦正式出炉的标志。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即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高铁规划，可迄今毫无进展，沦为世界笑话，这一切皆是因为政治。2011年2月，副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耗资530亿美元的高铁计划，但是，2011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却拒绝为这项计划买单。美国联邦政府早在2009年就给相关州拨付了110亿美元的高铁建设启动经费，但2010年来自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新州长上任后立即否决了该州的高铁建设计划，并把24亿美元拨款退回联邦政府。随后，同为共和党的俄亥俄州州长和威斯康星州州长也相继取消了高铁项目，退回了联邦政府划拨的资金。如今，奥巴马的高铁梦已陷入破碎，毕竟在一个政党纷争时代，即使奥巴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西式民主在“选票”的催发作用下一个劲地奔驰向前，无暇高瞻远瞩，谁能赢得当下就能赢得未来，谁能赢得选票就能赢得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是“铁打的民主，流水的官”，党派轮流执政，权力轮流执掌，各路豪杰轮番登场又轮流谢幕，大政方针和战略思路难免改弦更张、前后不续。为了下一轮选票，唯有在任期之内建功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唯有从当下入手，着眼于触手可及的目标和利益；唯有寅吃卯粮，不惜举债填充当下人的胃口。冰岛破产！希腊破产！爱尔兰破产！欧债危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债台高筑，债务高达GDP的50%甚至200%！政客们想要说服选民接受财政紧缩，却又害怕被选民抛弃。民主被迫至此，难道这就是西式民主普世的地方吗？
相比于西方，战略规划的能力和执行规划的定力恰恰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以及只顾当前、急功近利的选票导向，决定了西方难以出台中、长期战略规划。邓小平曾说：“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页）中国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而西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一届对着一届干。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进行过一次“全球著名企业CEO眼中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CEO看来，自己的能力是第一位的，中央银行处在第二位，中国共产党居第三位，得票率为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着眼长远，而“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中国崛起的奥秘，或许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制度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