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
高不成，低不就？
折腾过后，陈建阳和兄弟们琢磨，怎样使用赔偿金，能为今后的生活提供永久的保障。
此前，萧山案工作组和他们协商的结果是，经过5人同意，直接扣除一部分国家赔偿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置换萧山的一套房产和一间商铺。
按照工作组的说法，这套房产和商铺发展前景良好，两三年后即可出租使用，保证每个月有一定的收入来源。
但陈建阳和朱又平的一致看法是，这点国家赔偿金，相对萧山的经济水平来说，并不算高。
其实早在今年3月，获知两张案当事人拿到国家赔偿金时，朱又平连手机都没带，就动身前往安徽歙县七川村——张高平和张辉叔侄的家乡。
“因为有同样的经历，我想认识他们。”朱又平说。张氏叔侄热情地接待了同命之人。
朱又平更多的关注，其实在“两张”的国家赔偿金上，究竟赔了多少？为什么这么赔？
此后，萧山案国家赔偿启动，当地政府和萧山五兄弟之间达成了默契：没有人透露这笔赔偿金的准确数字。
尽管方案已施行，但萧山“青年”想要的远不止这些。
工作组再次提出方案，可以在萧山的风景区为他们谋一份管理员的差事，月薪3000元左右，工作只是骑着自行车在景区内巡视。
“其实就是闲差，去养老的。”陈建阳说。
5人都拒绝了这份差事：“这不能体现人生价值。”陈建阳说，“希望政府能给个就业的机会，工作好点，但隔离社会这么久，不知道哪个机会可以信任。”
高不成，低不就。他们不甘心平淡，却也无力面对更复杂的挑战。
最近一段时间，陈建阳和另外三位哥们有了新方向：他们想在萧山开个洗车厂。
在陈建阳看来，这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投资也不大，算是稳妥的选择，只要出点力气。
“这样的要求不算高吧？”他反问。
但如何选址、如何与土地拥有者议价，陈建阳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协商。
对他们来说，面对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他们倾向于依赖政府，似乎这才能安心。
尊严
“要从正门进区政府参观”
除了生活保障，陈建阳和田伟冬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追责。
这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念想。
2013年7月，被宣判无罪的第二天，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负责接待的副局长向陈建阳等5人当面道歉。
但“五青年”更希望有另一种形式的道歉：萧山案牵扯到的所有相关人员，能集中在一个公开场合和他们见面、道歉。
他们说，并不是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只是觉得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接受。
此前，他已经实现了酝酿长久的另一个诉求：进入萧山区政府参观。
那是7月的一个下午，陈建阳带着另外两位当事人，欲进入萧山区政府大门，值班的保安拦下了他们。
他就站在路边，双手揣在兜里，来回转圈，为了能进入这座威严的建筑，这些刚刚离开监狱的“青年”们在门口与保安对峙起来。
“我是正当公民了，就想进去看看，为什么不让进？”陈建阳较真劲儿上来了，决意进去看看。
保安仍旧不让登记，陈建阳最后只能打电话，叫来了萧山案工作组的领导，最终如愿进入。
在进入前，他一直强调：“我要从正门进来，不走侧门和小门。”
他明白，这种举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意义的东西多。
“人家感觉很可笑，可对我们来讲，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这是我表达尊严的一种方式，我要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