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人生 ——王孝和烈士50封家书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40年代的大上海，鲜有人不知王孝和——他时而走在几千工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振臂高呼；时而站在广场中央，高声疾呼。他英俊潇洒、正气凛然的形象深入人心。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期间，工人不断施压要求放人，顶不住压力的反动派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处决王孝和，消息传出后，上海20余家媒体以及上万名群众聚集在监狱外，声援王孝和，谴责反动派暴行。王孝和在反动派押解下走向刑场，他的双手被敌人反绑，但却面带笑容，步履潇洒。他边走边喊：“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刑场上，刽子手被王孝和大义凛然的风度震慑，手发了抖，子弹从他心脏旁边穿过，王孝和因失血过多而英勇牺牲。一个24岁青年的鲜血浸透了大地。大公报摄影记者冯文冈用相机记录了王孝和生命的最后时刻，如今这24张泛黄的相片，如同电影剧照，一帧一帧地重现一位年轻共产党人的信念、勇敢和担当，在他坚定的步履中，在他清澈的眼神中，在他自然流露的笑容中，定格了一个潇洒的人生。昔日的黄浦江上游弋的是帝国主义的军舰，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是帝国主义的军队，一个世纪过去，如今黄浦江畔、南京路上行人如织，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展现在世人面前。王孝和牺牲后第21天，小女儿王佩民出生。一生未谋父面，王佩民是通过这24张照片“结识”父亲的。清明前，记者来到黄浦江畔，在王佩民家中聆听她讲述她与父亲的故事，感悟一个女儿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时间都去哪了
王佩民有坚持用电脑写日记的习惯，“总是忙忙碌碌，但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写日记就能回头看看时间都去哪了，更主要的是电脑写日记查阅起来方便。” 王佩民第一次“触电”是在1986年。 1968年王佩民从上海中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讯器材厂，1981年调入上海市电子仪表标准计量测试所，负责人事、劳动工资工作，所里几百人的工资、奖金以及考勤都要她一人用手工操作，即便是“白加黑”的工作模式，王佩民也难以应付繁杂的工作，分身乏术的她想到向电脑要“劳动力”。“我要求信息中心为我编写有关程序”，那时用的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windows系统，而是dos系统，要通过输入命令来操作电脑。没有学过英语的王佩民硬是记住了很多英语命令。现在王佩民还习惯通过dos指令操作电脑，一个带着花镜的“老”太太伏在电脑前，屏幕上的程序在她手指噼里啪啦的敲动中实现快速切换，很让人惊奇。她的QQ昵称是“时髦太”，她不喜欢“老”字——不服老的人，就不会老。电脑让她的工作效率呈几何时倍数提升，尝到甜头的王佩民一直没放下电脑。每晚临睡前，她都要用电脑写日记，现在，装着她日记的文件夹列了好长一串。采访中，有想不清楚的事情，她就点开这些文件夹，查找她要的资料。
“躯壳是自己的，灵魂属于父亲”
1988年9月，王孝和英勇就义40周年，上海各界隆重集会纪念，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为王孝和题词：“四十年前，王孝和同志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学习他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王孝和烈士永垂不朽！” “那时候，父亲的声名又开始在上海传扬，各行各业的群众都想了解父亲的事迹和精神，我是遗腹女，从没感受过父亲对我的教育和爱抚，但对父亲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减少。”为了更好地了解父亲，从而寄托她的思念，王佩民投入到父亲事迹的采访和整理上。有一件事，王佩民印象极深。“在采访父亲生前战友陈鹏麟时，陈伯伯对我讲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故事，并提到父亲在狱中写了很多家书。这个信息我是第一次得知，我赶紧跑回去问母亲，但时间太长，母亲不记得了。等我10天后再去找陈伯伯时，他却不幸去世了。人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如今，王佩民还保存着她采访时给老人照的相片，她指着相片感慨，“好多前辈默默无闻，但他们的贡献重如泰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此后，王佩民的脚步更加急迫，她要跟时间赛跑。也是从那时她心里就落下一件事：怎么找到陈伯伯提到的那些家书。 1994年，上海烈士陵园通知烈士家属，烈士陵园要搬迁，王孝和烈士的墓也要迁到龙华烈士陵园，安葬时烈士遗骸都要开棺重新安葬。王佩民得知这一消息后迫切要求到墓地现场看一看棺内的父亲遗骸。“按规定，家属不能在现场，但为弥补我没能看到过父亲的遗憾，烈士陵园答应了我的要求。”未曾想到，开棺的场面让王佩民崩溃了。“看到父亲的遗骸，我忍不住放声痛哭，心目中英俊潇洒的父亲就剩一抔黄土和腐骨，我伸手抓，怎么也抓不到，父亲彻底不在了，……”这事对王佩民影响很大，后来她调整情绪，“既然抓不住父亲的躯壳，那我就留住父亲的精神。” 1997年，王佩民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坐在神圣的会场里，王佩民的神情有些恍惚。“不知道为什么，在会上，我感到躯壳是自己的，而灵魂是父亲的。我是一名普通的工作者，今天能参加这样神圣的大会，我知道不是因为自己，而是父亲的功绩。我是代表父亲参加党代会的。”
50封家书还原一个
真实的王孝和
2001年，王佩民去上海市档案馆查阅资料她意外地发现一生最大的宝藏——父亲从1948年4月21日被捕入狱到就义前一天，5个月时间写出的50封家书。 “我看到这些家书，激动得热泪盈眶，真的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拿着这一叠家书恨不得一下子将它们全部看完，同时想从这些家书里找到父亲的点点滴滴……，我要求档案馆将这些信归还给我们，这可是父亲留给我们唯一的遗产。”档案馆答应用几天时间给她做一套复制件。这几天，王佩民日思夜盼，时间过得格外慢。终于盼来档案馆打来电话，王佩民都不记得怎么过去的，反正心是飞过去的。拿到家书后，王佩民捧着看了又看。她先把家书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然后开始录入电脑，这时，王佩民为自己有扎实的电脑基础而庆幸。录入的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刚开始，父亲的手迹我不太熟悉，要通过查阅字典和其他资料辅助理解，通过整理后，对父亲的字迹非常熟悉了。这些信大多是写给母亲的，我拿着整理好的书信去找母亲，但她已经不记得这些信是什么时候交给谁的了，那时的母亲不识字，解放后母亲进学校读了书，认识字了，所以这些信，母亲也是第一次自己读懂的。那几天，我们母女俩几乎是泡在泪水里，读着父亲的信，仿佛父亲又回到了身边。” “光阴过得真快，我到这看守所已有足足一个月了，在这期间未悉您与阖家人等过得什么样？我无时不在想念……。” “您自己的身体更应保重，因为不久您要做第二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已经告诉了我的难友们请他们吃红蛋哩！” “我知道今天最使您痛心的是我脚上拷了一副镣，因为我见您总是注意着我的脚，可是我得告诉您这是这里的规矩，不久就会解去的，同时习惯了也没有什么……” 王佩民的母亲叫忻玉瑛，王孝和给她的家信都是以“瑛我妻”开头，行文中间用到的都是“您”，“父亲是极为尊重母亲的。”王佩民告诉记者，“父母小时候就在乡下老家订了亲，后来父亲在城里上学并留下工作，母亲一直留在乡下，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更不会写字，但父亲没有因母亲是地地道道的乡下姑娘而嫌弃她，父亲帮助母亲识字，母亲也很勤奋的学习，但这样的好景不长，一年多的美好时光因父亲被捕入狱而戛然终止。” “父亲是一个浪漫有情趣的人，在信中，他不忘与母亲开开玩笑，他知道母亲不会写字，还打趣道，‘您说您自己不会写，那我就问您过去为什么不学？哈哈！不多鲁莽了，下次再谈吧！此祝快乐！’” “父亲给母亲来信后，母亲经常找来身边的亲朋好友帮忙读并回信。父亲信中经常提到帮助自己的亲朋，父亲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这个浑身正气的年轻人。父亲牺牲得太早，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像常人那样过生活，他肯定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 采访中，王佩民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黄色绸布包裹的盒子，盒子里装着用塑料封存的纸质资料，上面还放着防腐包，这是王孝和就义前写下的三封遗书的复制件：一封写给狱中难友，一封写给他的父母，还有一封写给有孕在身的妻子： “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康健！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好容易养儿到迄今，儿见到此社会之不平，总算没有违背做人的目的，今天完成了我的一生！但愿双亲勿为此而悲痛，……千千万万有良心有正义人士，还活在世上，他们会为儿算这笔血账的。”；“我很感激您，您为我费尽心血，今天虽不能获得全美，但总算是有收获的。但愿您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身体切切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