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９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毛伟豪 周宁）“张艺谋超生事件”引发网民广泛质疑：多次超生为何隐瞒至今？背后到底有何隐情？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张艺谋超生绝非个案，其背后隐藏着“医院分娩记录报告制度是否完善”“非传统单位人员超生难调查”以及“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为何差异这么大”这三大疑问。
多次超生为何隐瞒至今？
陈婷告诉记者，她产前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医院做孕检，而后去北京一家顶级公立医院的国际医疗部生产。“这两家医院并没有让我出具准生证（计划生育服务证），我用身份证就办理了建档和住院手续。”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医院发现，在医院待产的孕妇中，确实有不少没有办理准生证的，其中以外地户籍和自由职业者居多。北京某公立医院的产科医生说，一般来讲，只有产后需要医保报销的人才按程序登记准生证，而自费的只需登记身份证就能生产，“医生关注大人和孩子的平安健康是本职，有没有准生证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告诉记者，无论在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没有准生证就住院生育且不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确实非常普遍。
“遇到无准生证入院分娩的情况，医院没有向计生部门实时报告的义务，计生部门也不太可能实时监控每家医院的分娩情况，这直接导致全国每年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数量可能比实际出生人口少约２００万。”翟振武认为，这对于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对于判断人口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有一定影响。
翟振武建议，要尽快建立健全医院分娩记录报告制度。“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准确统计人口数量、有效调控人口将愈发困难。建立‘逢生必报’的分娩记录报告制度以准确统计新生人口数量，将为人口调控提供最为准确的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