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戏院门外立着美国电影《泰山情侣》的宣传画。
②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③ 上海国泰电影院。上述地方都是民国时期放映美国电影的主要场所。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尤着力于民国政治史和民国电影史的研究。著有《中华民国史》第4、11卷，《中国近代通史》第6、10卷，《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电影艺术》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记者 田波澜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这个时候不仅有亚洲最豪华的电影院，而且可以立刻看到好莱坞或欧洲主要制片厂刚刚制作完成的首轮影片。这些在豪华戏院上演的西方影片和大幅的报纸广告以及街头随处可见的巨大电影广告牌，为上海平添了无限的‘现代’‘西化’气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孝悌，曾如此论述1930年代的上海。
从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开始，电影就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上半叶, 上海始终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制作基地和放映市场，当时90%以上的国产影片和一半左右的票房收入均出自上海，其电影产量和电影观众数位居世界大都市的前列，以“东方好莱坞”著称。而美国电影又长期独占上海电影放映市场的大半份额，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电影市场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中国电影的市场运作、艺术表现、技术制作等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所传播的生活方式、社交时尚、器物文明甚至价值观念也对近代上海人的生活世界构成相当的影响。
对于美国电影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素有研究。他是从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电影史的知名学者，日前来沪讲学时，早报记者就这一主题专访了他。
汪朝光是资深影迷，早在“文革”时，他随家人下放到江苏农村待了9年，当时大概每个月能看到一次露天电影。1978年2月，汪朝光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上学，从那时开始到现在35年，他每年看电影上百部，而且都是在电影院观看。这种专业研究之余的业余爱好，因缘巧合发展了其另一个专精的研究领域。长期从事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汪朝光，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档案馆也有很多和电影有关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以前很少有人用到，于是独辟蹊径，在电影社会史、政治史，如民国电影检查制度、民国时期的电影市场、上海电影与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开始其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电影艺术》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新著《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谈起看电影的今昔对比，汪朝光记忆颇深的是，当年看电影是低消费，两毛钱一张票，他一个月看十余场电影，花费不过两三元钱。而现在一个月如果要看同样多的电影，按60元一张票算，就得花近千元。“当年我读硕士时每个月50元的助学金，就可以让我看200多场电影。现在看200场电影，则要花费1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