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黄永玉凭记忆摘录沈从文写给他的一封信：“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20世纪五十年代黄永玉全家在北京
发表沈从文书信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
一、远方的牵挂
这一篇还是写黄永玉与沈从文之间的故事。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沈从文促成黄永玉一九五三年决定举家从香港回到内地，人生由此大大改变。
走进一九四九年，黄永玉在香港一直牵挂着沈从文的安危。
此时黄永玉俨然已是香港左翼文艺界的一名年轻而生机勃勃的成员。他所参与工作的《大公报》，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放弃以往非党非派的独立性，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萧乾所说，在《大公报》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的策动下，《大公报》宣布“起义”，成为了革命阵营的报纸。这里，“起义”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大公报》过去并不属于国民党势力，但其一直奉行的“不偏不倚”方针由此终结则是事实。萧乾所述，或许与当年转向左倾的不少人的心绪相符。
年轻的黄永玉投身于革命之中。在香港，他的周围活跃着一批中共文化界领导人和著名左翼人士，如聂绀弩、楼适夷、王任叔、司马文森、张天翼、蒋天佐、臧克家等，而编辑《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罗孚，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这样的文化圈子里，黄永玉为新时代的来临而兴奋，他回忆说，当时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
沈从文则截然不同，他处在历史转折重新选择的关口。左翼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评，多年来，或重或轻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前的论争大多局限于文艺观点的分歧，但一九四六年之后，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沈从文发表批评内战的文章，因此被左翼文化界视为“反动文人”，随着新时代的一天天接近，对他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变得愈加激烈。对沈从文的猛烈讨伐，由香港左翼文化界发动，最有影响的猛烈批判，莫过于郭沫若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所在的北大校园，学生们将之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
身在香港的黄永玉，当然能够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
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解放前夕，他写过不少信，给我报告北京的时事以及自己当时的感想。他直率地表示不了解这场战争，要我用一千、一万、十万张画作来反对这场让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战争。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当时比他水平高一点，能分清什么是“人民战争”和其他不义战争的性质。何况打倒国民党蒋政权反动派是当时有目共睹的好事，除了共产党和解放军，谁有本领做这种事呢？说做，不就成了吗？
黄永玉凭记忆摘录沈从文写给他的一封信：“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就沈从文往事访问楼适夷，当年他是香港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在谈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情况时，楼适夷告诉我：“当时我和黄永玉都在香港，听说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一九九0年五月十八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黄永玉当即去信北京宽慰沈从文。但沈从文无法摆脱历史转折之际的困惑与惶恐，他的生存状况一直令远方的亲友担忧，直到他写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的一封长信，寄达香港黄永玉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