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奇特之战

　　在医院里，陈文饶结识了一个从瑞士来的中国志愿兵林济时。邹倪夫妇后来发现，林济时在国际纵队的中国志愿者中是个灵魂人物，他不但经常给《先锋报》和《救国时报》投稿，而且周围汇集了许多中国志愿者。后来，倪惠如来中国寻找资料，才从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张德钟那里知道，林济时的真名叫谢唯进。

　　谢唯进是四川人。1919年底，他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赴欧学习。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谢唯进的同学中就包括朱德、孙炳文等人。1925年，谢唯进加入共青团旅欧支部，次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的十年，谢唯进辗转欧洲各地，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直到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化名林济时加入了国际纵队。

　　谢唯进刚抵达西班牙时，满以为能立刻加入战斗，没想到等了一个月，国际纵队就是不批准他参战。谢唯进只好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会就此打退堂鼓的。”他表示，如果国际纵队对他的背景有疑惑，可以向法共和德共调查。显然，这封信起了作用。不久，谢唯进拿到了国际纵队的军人证，开始了真正的戎马生涯。

　　国际纵队显然对谢唯进在欧洲的政治背景非常满意。刚一参军，他便被任命为第11支队反坦克部队的政委和党委书记。像陈文饶一样，谢唯进也参加了贝尔奇特战役。1937年7月，西班牙共和国军在马德里西北50公里的布鲁内特发起大反攻。虽然共和国调集了近5万名精兵、136门迫击炮、128辆坦克和150架飞机，还有国际纵队第13和第15支队协同作战，但面对武器先进的叛军，共和国军还是处于下风。8月份，谢唯进所在的军队被调往贝尔奇特城，阻止叛军北上。在贝尔奇特，他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大战。

　　贝尔奇特是一座古城，四周建有厚实的围墙，据说当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也对它无可奈何。贝尔奇特城的制高点是一座古老的教堂。叛军盘踞教堂，从高耸的钟楼上向下扫射。机枪、手榴弹、燃烧弹都奈何不了这座花岗岩建造的教堂，不少国际纵队队员倒在机关枪的扫射下。

　　1995年，为了寻觅60年前中国志愿兵在西班牙的足迹，邹倪夫妇来到了贝尔奇特城。走进贝尔奇特城，面对城中的断壁残垣，他们惊呆了。街道两旁的房子还在，但是房子里只能看到悬在半空中的房梁，既没有屋顶，也没有地板。那座高耸的教堂，只剩下一圈空壳。“战后，佛朗哥夺取政权。他下令这里不许重建。他要让西班牙人看到，这就是反抗的结果。”倪惠如告诉记者。谢唯进就在抢攻教堂中，被一颗子弹击穿了脚踝。他被送进位于地中海边的贝尼卡西姆医院。养病期间他不但遇到了包括陈文饶在内的好几个中国老乡，还遇到一个中国参观团。参观团团长是上一年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流放海外的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在与西班牙人民阵线总指挥米亚哈将军会面时，赠给西班牙人民阵线一面锦旗，上题：“同为民族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遭受日寇侵略的中国人，对于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显然更加同仇敌忾。

　　参观团中一位名叫陈柱天的团员，四处托人打听谢唯进。陈柱天是巴黎《救国时报》“救国会”的负责人。他受巴黎中国人民阵线负责人赵建生之托，给谢唯进带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党领袖如毛泽东、王明诸兄特专函嘱弟向各位代致敬意，并祝早日恢复健康，继续加入前线杀敌。”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慰问，给予了谢唯进极大鼓励。原本打算离开西班牙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谢唯进，决定留下来继续参加战斗。

　　著名的“大光头”

　　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中，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组织联系最紧密的灵魂人物是谢唯进，而在西班牙人当中名声最大的是两名英勇的男护士——张瑞书、刘景田。

　　倪惠如曾在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Estampa》杂志封面上，看到一个中国中年男人的大光头。这个中国男人眼望远方，张着嘴，露出憨厚的笑，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形象。这个人就是在国际纵队做救护工作的张瑞书。这期杂志中有一篇名为《张和刘》的文章，报道的就是张瑞书和刘景田的故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激战正酣。由于人员伤亡太大，后方工厂亟缺劳动力，英法两国招募了14万多名华工。张瑞书和刘景田就在那时来到法国。

　　时年24岁的张瑞书，原本在长沙当兵。那一年，督军逃走，军队解散，他无事可做，本想去浦口投奔姐姐，可在码头上被法国的招工启事吸引住了。启事上承诺，到法国工作5年，期满公司负责送华工回国，每位华工家属可以领到50法郎的安家费。无牵无挂的张瑞书觉得，去法国也是条出路，于是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

　　张瑞书到法国后被送入巴黎附近的纸厂做工。一年多以后，一战结束，从战场上回来的法国工人重新回到工厂，华工们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命运。张瑞书父母双亡，在中国又没成家，他决定留在法国。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凑了1000法郎还清了工厂支付的来法船票，废除合同，成为了一名自由人。此后的几年，为了偿还这笔欠款，张瑞书平过战壕，挖过死尸，清理过毒气弹，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直到1924年，经人介绍进入雷诺汽车工厂工作，从此才过上安稳日子。

　　在厂里，张瑞书认识了山东老乡刘景田，老刘当年也是来法国当苦力的。两个人既是同乡，又有共同的经历，从此就成了“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好朋友。一战以后，欧洲经济受到重创，工厂里左翼思潮蓬勃发展。从法国工友口中，老张和老刘第一次听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原来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张和刘，接受了新思想，不久便双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张瑞书和刘景田就报名参加了国际纵队。“当时他们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好不容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毅然决定抛弃一切上战场，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倪惠如感慨道。

　　到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纵队总部后，张和刘原本要求参加机关枪队。可体检后，他们被分到第14旅第13营卫生队抬担架。几年后老张在延安跟朋友提到这段经历时，遗憾地说：“那真是扫兴啊！怎么要求也不准许！原因是年纪太大了。”不过，抬担架的工作也不容易。一次战斗就是两个星期，天天开战。一阵炮火过后，满地都是伤兵。老张和老刘抬起伤员就跑，有时候一跑就是十几公里才能放下。国际纵队第14旅出版的《联队》杂志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他们的文章：“第二发炮弹爆炸之后，有人喊：‘老张受伤了！’是老张！我们急忙向他看去。他站在那里，有点被震荡吓呆了，但还在微笑……”

　　这段描写如此传神，让人眼前浮现出一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形象。倪惠如告诉记者，许多国际纵队的战士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一提到中国同志，说的就是张和刘。

　　关于《Estampa》杂志封面的“大光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37年秋，战线休息，张瑞书的支队长叫他去马德里玩玩。因为工作太忙，张瑞书不愿意去，但队长非让他去不可。在马德里街头，张瑞书看见墙上贴着他那张一米多高的“大光头”海报。就在老张发愣时，周围的西班牙市民发现海报上那个“大光头”就在眼前。他们惊叫着围过来，拥抱他、吻他，向他高呼着西班牙语的致谢和祝福。直到这时，老张才知道为什么支队长非让他来马德里。

　　撤出西班牙

　　然而，国际纵队战士们的英勇并没有挽回日益被动的战局。1938年春，佛朗哥叛军已经占领了北方加泰罗尼亚省的大部分地区。共和国领导人担心佛朗哥继续南下，切断马德里与地中海的通道，于是发动了埃布罗河大反攻。埃布罗河之战是西班牙内战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共和国方面参战的7000名战士牺牲了四分之三。刚刚治愈脚伤重返战场的陈文饶，便牺牲在埃布罗河战场。

　　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也许不会想到，埃布罗河之战是他们在西班牙打的最后一仗。1938年9月，就在他们死守在前线上时，西班牙共和国总理内格林在日内瓦宣布单方面解散所有外国部队。西班牙共和国为什么会自毁长城，要求国际纵队撤出？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内格林虽然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但从未放弃寻求西方国家的同情，他一厢情愿地希望国际纵队撤走后，德意军队也能撤走。有人说，彼时英法正欲与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希望通过把苏台德地区让给德国而祸水东引，让德国去攻打苏联。受到《慕尼黑协定》的影响，苏联决定撤走国际纵队，从西班牙战事抽身。不管怎么说，1938年秋，国际纵队的所有战士被召集到巴塞罗那，等候撤离。

　　10月28日这天，巴塞罗那为国际纵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国际纵队高举着旗帜，浩浩荡荡地穿过巴塞罗那市中心。街道两边挤满了泪流满面的市民，他们抛撒着鲜花，高喊着口号。热情的西班牙少女冲进队伍与国际纵队的志愿军战士拥抱。

　　欢送大会上，“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演讲：

　　国际纵队的同志们：你们为了政治的理想，无私地奉献出你们的热血；也为了同样的原因，你们就要离去。有些人将重返自己的国家，有些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但你们大可挺起胸膛，光荣地离去。你们创造了崭新的历史，你们彩绘出世间的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四海一家的英雄典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请你们回来!

　　然而，国际纵队撤出西班牙的第二年，佛朗哥就夺取了政权。

　　撤出西班牙后，谢唯进随部队被安置在法国境内的塞尔瓦小区。这里是国际纵队英、美、南美等国战士的集中地。这个集中地聚集了16000多名等待回国的国际纵队战士。这里虽名为集中地，实际情况却如同集中营。谢唯进在一篇名为《对海外侨胞的报告和呼吁》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连防毒面具都挂在腰间，机枪坦克，布妥阵势……”集中地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起初没有供水，战士们只能喝沟里污水，许多人得了痢疾。每人身上都虱蚤成群，面黄肌瘦。

　　在这里谢唯进遇到了李丰宁、杨春荣、张长官、张树生等好几位中国战士。张瑞书、刘景田最初也被送到此处，可不久他们就被法国朋友救走了。谢唯进只能给国民政府驻巴黎领事馆写信求助。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谢唯进和一同被关押的6名中国战士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中国抗战情报》，贴在营房外的木板墙上。每天早晚，墙报前都聚集着许多读者，一边看报，一边讨论中国的问题。一同被谢唯进贴在墙上的还有1938年中共中央托人带给他们的锦旗。这面锦旗上写着：“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锦旗的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倪惠如告诉记者，这面锦旗是中共中央托一位中国海员，经法国马赛，千辛万苦才转交到谢唯进手中的。谢唯进一直珍藏着这面锦旗，直到生命最后阶段，把它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1939年3月，谢唯进他们终于等到了驻巴黎领事馆的回信。信中说可以给他们签发护照，但是回国的旅费必须自理。可是到了6月，领事馆许诺的护照还是没有来。情急之下，他只好给在美国的赵建生写信求助。赵建生没想到谢唯进他们还滞留在集中地里，立刻给他们汇了750法郎，并且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海外侨胞积极援助，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1939年10月，经过8个月的集中地生活，包括谢唯进在内的6名中国志愿军终于获准离开。倪惠如说，幸亏这些中国志愿军被及时营救出来。几个月后，法国沦陷，仍滞留在那里的国际纵队战士们，很多被德国人送进了纳粹集中营，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出西战场，进东战场

　　东战场,西战场,相隔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这是1938年《救国时报》同仁送给西班牙前线中国战士的一首诗中的几句。“西战场”指的是西班牙，“东战场”则是正在经历抗日战争的中国。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之一，那时中国像西班牙一样，也得到全世界正义者的关注。我们熟知的白求恩医生、著名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还有纪录片大师伊文思，都是刚出西战场，又进东战场。而对于刚刚脱困的中国战士们而言，回国抗战不单是为了正义，更是一种民族责任。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这些能找得到名字的中国战士，出了西班牙战场后，全都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1939年6月，谢唯进带着新婚妻子和儿子绕道越南，抵达重庆。到重庆后，他立刻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取得联系。这一时期，谢唯进主要做一些对外联络的工作。许多从西班牙战场归来，又来到中国参加抗战的外国医生，经常到谢唯进家做客。当年也是谢唯进家座上客的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向倪惠如回忆，这些“西班牙医生”本来想去延安工作，却被中国红十字会分配到了贵阳图云关，他们推选代表到重庆找周恩来想办法，谢唯进家就成了一个据点。

　　1944年，谢唯进去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调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平津战役。1955年，谢唯进被授予解放勋章。

　　在西班牙战场出了名的两名男护士张瑞书和刘景田，被朋友从集中地救出来后，也回到了祖国。1939年10月，他们抵达延安。在延安，刘景田被安排到“党校六部”搞建筑工作，张瑞书则到《解放日报》做了保管员。在延安，张瑞书和刘景田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们的吃苦耐劳，常常被评为劳动模范。新中国成立后，张瑞书在新华社做后勤工作。“行政级别13级，属于高级干部！”倪惠如说。而刘景田的信息解放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张纪、李丰宁、杨春荣、张树生、张长官等人，离开西班牙以后也都回到中国参加抗战。对于陌生的西班牙，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前往支援，自己祖国遭受蹂躏，他们又怎能置之度外呢？

　　谢唯进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有近百人之多，但经过十几年的寻找，倪惠如和邹宁远只找到了十几个人的故事。虽然大部分英雄的故事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倪邹二人相信，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也不会退色。“正像《救国时报》赠给他们的那首诗说的那样：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倪惠如说。

　　参考文献：《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博士论文《西班牙战争与国际社会》。本版图片由倪惠如、邹宁远提供。本报记者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