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马德里——“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_新华时政

　　1938年中共中央托人从延安给国际纵队中的中国志愿者的锦旗。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驻摩洛哥军队司令佛朗哥发动了武装叛乱,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随即出兵支持佛朗哥。法西斯的猖獗，激怒了全世界正义的人们。来自54个国家的3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其中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海明威、白求恩医生，也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理想和正义，把热血洒在西班牙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当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他们是怎么来到西班牙的,在这块土地上又演绎了怎样的故事？

　　三个中国人的名字？

　　旅居美国的倪惠如和邹宁远夫妇开始关注西班牙内战，最初是源于一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纪录片。倪邹二人虽然是科学工作者，但对人文历史很感兴趣，平时也爱看纪录片。1985年的一天，邹宁远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正义之战》的报道。影院距他家开车要1个小时，他们决定前往观看。

　　《正义之战》通过采访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军老兵，向观众展现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正义与邪恶的对决。在看这部电影前，倪邹二人对西班牙内战所知寥寥，更想不到，当年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为了一个与他们毫无瓜葛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影片中，一个美国老太太回忆，她的先生报名要去西班牙参战。她内心非常彷徨，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她先生有关节脱臼的毛病。她想：如果她把这个秘密告诉医生，那他就一定去不成了，但这样，她先生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后来，她的先生如愿去了西班牙，不久战死沙场。“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倪惠如至今还记得老太太说这句话时，那张强忍泪水的脸。

　　回程路上，二人一言不发。西班牙内战和那些义无反顾的人们，让他们久久不能平静。邹宁远说，后来《正义之战》又在纽约周边的好几个城市上映，他们开着车，追着看了好几场。只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发现影片中有一个中国志愿兵的画面。“只有一格画面，一闪就过去了。”倪惠如说。他们发现国际纵队中可能有中国人参加，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1986年正值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50周年纪念。美国志愿军组织——林肯旅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在翻看纪念册最后的老兵名录时，邹宁远忽然发现三个很像中国人的名字——Dong Hong Yick、Chi Chang、Edwin Wang。“‘Dong Hong Yick’很像是广东拼音，‘Chi Chang’拼出来是‘张纪’，‘Edwin Wang’的那个姓氏很像‘王’。”邹宁远向记者解释说。

　　虽然，国际纵队中有很多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南美洲的人，但是倪邹二人不敢相信，其中也会有中国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夜，中国自顾不暇，怎么会有中国人不远万里去参加西班牙的战争？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他们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际遇？倪邹二人头脑中出现无数问号。

　　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把视角拉回到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

　　点燃世界的西班牙内战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抛弃绵延了几个世纪的君主专制制度、刚刚走上共和的西班牙，危机四伏。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西班牙工业落后，农村凋敝，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1936年2月，由社会党共和联盟、劳工联合总会、西班牙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左翼的人民阵线政府成立。新政府一上台就推出土地改革、特赦政治犯、削弱教会权力等一系列改革。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触怒了西班牙教会和中上层阶级。1936年7月17日，以佛朗哥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持续3年的西班牙内战由此打响。

　　按说佛朗哥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发起武装叛乱的行为，绝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可是西班牙内战打响后，西方各国的态度却很暧昧。

　　当时的法国政府也由左翼政党组阁。得知佛朗哥发动叛乱后，法国总理勃鲁姆的第一反应是倾向于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但当他到伦敦开会时，英国政府立刻对他这一态度表示不满。勃鲁姆从英国回来后，举行了三次内阁会议。内阁中大多数人都反对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参议院议长让纳内说：“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确信，假如对西班牙问题的任何干涉引起了欧洲的纠纷，英国将不会跟着我们。”

　　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从一开始就对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怀有敌意。英国《每日镜报》在谈到西班牙和法国的左翼政府时甚至写道：“如果让现在正在西班牙和法国流行的共产主义传染病传播到其他国家，那么已经在自己的国土上消灭了这种传染病的两个政府——德国和意大利就会是我们最有益的朋友。”另一方面，吃够了一战苦头的英国，非常恐惧战争。他们认为任何对西班牙的干涉都可能导致一场“国际危机”。避免这种“国际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干涉”西班牙内战。

　　从一战后就对英国政策亦步亦趋的法国，立即调整风向标，转向“不干涉”政策。1936年9月9日，“不干涉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虽然意大利和德国政府也先后在不干涉协定上签了字，但是他们从西班牙内战爆发的第一刻起就从未停止过对佛朗哥的支援。7月底，德国成立了“W”特别司令部，专司向佛朗哥输送武器和专家。而此时，意大利的飞机已经飞到了西班牙的上空。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德国向佛朗哥提供了650架飞机、200多辆坦克、700门火炮和5万多德军。意大利手笔更大，一举给佛朗哥贡献了2000门火炮、950辆坦克、1000多架飞机和15万意军。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热心支援佛朗哥的叛军，一方面缘于二人极端仇视左翼政权，另一方面则想为不久后发动世界大战实验新式武器。最新式的飞机、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炮等新式武器，都一一在西班牙战场上亮相，以至于德国将军莱希劳无耻地说：“德国把西班牙当成了自己的练兵场和最高等的军事学校。”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不干涉委员会”，但他们严守“中立法”，向西班牙交战双方实行道义禁运。然而，美国“禁运”的对象不包括意大利和德国。仅1937年就有将近两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通过德意卖到佛朗哥军队手中。此时的“不干涉”，实际上成了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武器禁运。

　　英法美的冷漠，把西班牙共和政府推向了社会主义苏联。从立场上讲，苏联有支持西班牙政府的责任，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也的确向西班牙共和政府给予了不少武器和人力支援，但苏联不希望跟欧洲各国搞僵，还是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对于斯大林而言，重要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西班牙的事情是次要的”。

　　此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1936年9月，共产国际成立专门委员会，世界各地的共产党设立了志愿人员招募中心。来自54个国家的3万余名热血青年加入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这些人中不单有共产党人，还包括所有以反法西斯为己任的人们。

　　影片《正义之战》中，当年参加国际纵队的美国护士达维多被问到，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参战？她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时，我想那是犹太人的事，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时，我想那是埃塞俄比亚的事，当德意两国出兵西班牙时，我才警觉到他们的胃口是要鲸吞全世界！”

　　1936年10月14日，第一批650名外国志愿人员到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纵队基地。此后，3万多名操着各种语言的志愿军战斗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其中包括近百名中国勇士。

　　浮出水面

　　1988年，邹倪夫妇开始了对中国老战士的寻访之旅。这年，西班牙举行世界各地老战士重访西班牙活动。邹宁远随林肯旅的老战士们来到西班牙。活动中，邹宁远遇到一个日本摄影队。日本摄影队此行的目的是给国际纵队中唯一的日本队员——白井拍摄纪录片。“虽然只有一个日本人参加国际纵队，但日本非常重视，不但为白井写过好几本书，还要拍纪录片。相比起来，我们中国人参与国际纵队的事迹却无人提起，这太遗憾了。”邹宁远感慨万千。

　　回到美国后，在一次林肯旅老兵的聚会上，邹宁远向老兵们公开征集中国志愿者的信息。“当场就有两个老兵说他们知道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邹宁远说。

　　邹倪夫妇很快根据会上获得的消息，找到了住在纽约的老兵格雷伯。1936年，格雷伯正在读大学，得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举进犯西班牙，便和朋友一起参加了美国的国际纵队。不久，格雷伯和同伴被送到法国边境的一座小城。

　　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头一年，每天都有几百名像格雷伯这样的志愿者从世界各地汇集到法西边境。他们有的是通过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有的则是以个人名义只身前往。由于当时法国已明令禁止志愿者跨越边境进入西班牙参战，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们只能从法国边境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偷渡到西班牙。格雷伯告诉邹倪二人，为了躲避法国哨兵的巡查，他们都是夜间翻山。一路的行程艰辛又危险，大山一座挨着一座，似乎永远爬不完。格雷伯回忆，许多三十岁以上的人，半路就爬不动了，有的只好打了退堂鼓。通过一夜的跋涉，次日清晨，志愿者的双脚终于踏上西班牙的土地。“20多国语言齐唱《国际歌》，就像亲兄弟一样。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以后再也没有这种体验了。”事隔多年后，格雷伯这样对来访的倪惠如和邹宁远说。

　　格雷伯进入西班牙的路径，几乎是每个加入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必经之路。进入西班牙后，志愿者们被安置在马德里东南方的小城阿尔巴塞特进行整编和训练。这里便是国际纵队的总部。由于国际纵队队员来自50多个国家，语言成为一个大问题。为了方便沟通，国际纵队按照队员们所操语言，把他们分成几个支队。

　　西班牙内战由佛朗哥率领的西班牙驻摩洛哥军队发动。在德国运输机的帮助下，佛朗哥麾下的几千名士兵被迅速运过海峡，占领了塞维利亚。战争开始后，佛朗哥叛军一路北上，直取首都马德里。对于双方，拿下马德里都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保卫马德里”成为西班牙内战开始阶段最重要的战役。

　　从当年西班牙选举的分布图可以看出，马德里身陷右翼势力的包围圈。西班牙共产党著名女领袖“热情之花”伊巴露丽，提出“不准他们（法西斯）通过”的口号。不过，面对佛朗哥的大兵压境，马德里市民仍不免惶恐。就在情势万分紧急时，一支陌生的军队出现在马德里街头。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头戴钢盔，抬着机关枪，威风凛凛。有的马德里市民以为这是苏联派来的援军，率先喊起“俄国人万岁”。其实这支队伍是刚刚组建的国际纵队第11支队。

　　国际纵队在距马德里不远的大学城设置了第一道防线。英国作家文森特·布罗姆在《国际纵队》一书中这样描述大战前的大学城：

　　街道上有许多壁垒，看不到私人汽车，全部出租车都被征用去作军事运输了。所有的食品店里都排着长队，民兵指挥着交通，街道两边堆着无人清理的垃圾。玻璃窗上密密地贴着交叉的纸条以防止被炸碎时四处飞溅。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到混乱。一个邮递员在严重破坏了的街道上东张西望，希望找到已不存在的地址牌。三五成群的阔家妇女拥挤在街头上紧抱住成包的食物，许多儿童尾随在后。偶尔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驶过，他们立刻改变情绪，脸上露出喜悦，举起手臂握紧拳头边向他们敬礼，嘴里边喊着：“iNoPasardn!（不准他们通过）”。一些工人在巨大的火盆旁紧张地修理被炸坏了的道路和煤气管道。到处都是口号和标语，号召居民奋力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炮击、轰炸、扫射……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佛朗哥军队向大学城投下了无法计数的炸弹。大学城中，曾经的哲学楼、文学楼，都变成了充满血腥的战场，几乎每栋楼房都进行着拉锯战。11月底，由于给养供应不上，叛军终于退却，马德里保住了。

　　国际纵队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英勇无畏的表现，震动了世界，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国际纵队的战士都有负伤入院的经历。医院既是他们在大战中的临时喘息所，也成为结识新朋友的主要场所。 1937年格雷伯因病被送入地中海边的贝尼卡西姆医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人——Yick。

　　倪邹二人听到Yick这个名字，眼睛一亮，这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三个疑似中国人之一。可惜，格雷伯只记得Yick英语很好，很可能来自纽约的唐人街，对他的中文名字和身世，一无所知。格雷伯告诉他们，Yick1938年就牺牲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倪邹二人不甘心。既然格雷伯说Yick来自唐人街，不如从唐人街入手。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美国华埠历史研究专家麦礼谦。倪惠如说：“虽然麦礼谦并没有接触过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资料，但他告诉我们可以从纽约《先锋报》和巴黎《救国时报》入手。”

　　《先锋报》是当年美国华人社区出的一份周报，如果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一般人很少知道。在1937年6月26日的《先锋报》上，倪邹二人发现了一封署名张缉的西班牙来信。张缉是湖南长沙人，复旦高中毕业后于1918年来美留学。后来，他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矿学学位。本来很有可能跻身中产阶级的张缉，后来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而失业。这样的经历使他思想逐渐左倾，当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毅然加入美国志愿者队伍奔赴西班牙。

　　“‘张缉’不就是名单中的‘Chi Chang’吗？”倪邹二人非常兴奋，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战士终于浮出水面了。倪惠如告诉记者，后来她又专门查了1918年美国入境记录，确定“张缉”的中文名字是“张纪”。“当年参加国际纵队是被西方政府禁止的，所以很多人报名时，都用化名。”倪惠如说。

　　另一个在《先锋报》上出现的名字叫陈文饶。陈文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之后又一场著名的战役——贝尔奇特战役。他在报纸上生动地写道：“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

　　邹宁远对记者说，Yick和陈文饶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来自纽约的唐人街，同样受伤住院，只不过格雷伯记得Yick伤在臂膀，而陈文饶伤在脚上。会不会是事隔多年老先生记错了呢？后来他们在另外一张老报纸上发现了陈文饶的照片。当他们把照片拿给格雷伯看时，他一眼就认出陈文饶就是Y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