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 毛泽东最后一次离京巡察

　　二

　　毛泽东在离开武汉前夕，圈阅并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这个《通知》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传达了毛泽东新近的一条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是为了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四届人大在即，筹备的任务当然紧迫。

　　正当大家讨论如何筹备四届人大时，江青却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显然，这与会议内容格格不入，也搅得政治局会议无法正常地开下去。

　　江青提出“风庆轮问题”，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次，她的矛头是直接指向邓小平的。

　　江青拿着一堆有关“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气势汹汹地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见江青搞突然袭击，邓小平没表态，只蔑视地看看她。

　　江青又逼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对江青的蛮横有些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呵斥道：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

　　政治局会议被江青一伙胡搅蛮缠得开不下去了，邓小平气愤已极，拂袖而去，把正准备与他大打一场的“四人帮”扔在会场。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面对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四人帮”再一次感到形势危急。

　　当夜，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急聚会，商量对策。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说嗅出了这次会议“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江青听了他们的看法，对王、张、姚说，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

　　之后，几个人开始密谋怎样来对付邓小平。他们感到时间紧迫。因为江青知道，10月20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只有赶在邓小平之前，向毛泽东告状，才有可能打败邓小平而使自己稳操胜券。

　　于是他们商量着，由谁向毛泽东告状最恰当。最后四人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这是经过缜密思考的：第一，由江青出面，肯定不合适。江青深知，毛泽东对她反感日甚，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再见到她。这次如果由自己亲自出面，弄不好还会砸了。况且，江青见毛泽东必须预先征得毛的同意，这是早就决定了的；

　　第二，派张春桥去也不合适，因为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得太露骨；第三，由姚文元出面更不合适，毕竟他仅只是个政治局委员，在毛泽东面前他还是个“小人物”，由他向毛泽东建议该由谁来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得不妥当。筛来筛去，这份告状的重任就落在王洪文的肩上了，因为王洪文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由他去见主席，合情合理。

　　第二天，即10月 18日，毛泽东来长沙的第五天，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匆匆坐上飞机，直接从北京去长沙，去见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

　　王洪文见到毛泽东顾不上过多地寒暄就向毛泽东透露了他此行的目的。他告诉毛泽东：“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的。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毛泽东没有吭声，静静地听着他说下去。

　　王洪文毕恭毕敬地坐在毛泽东对面的沙发上，小心翼翼地说：“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见毛泽东未置可否，王洪文又别有用心地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往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发生争吵，吵得厉害。邓小平情绪那么大，与最近在参谋长人选和总政主任人选问题上，江青与邓小平意见分歧有关。”

　　王洪文的话不但没有告倒邓小平，却反而触怒了毛泽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后来回忆道：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泽东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的状……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毛主席毫不客气地斥他们为“上海帮”，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